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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一叶总关情 专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桂维民

2014-03-24 09:24:21  浏览次数:

  2010年,《南风窗》杂志社曾接到很多读者(多为公务员)来电推荐一本书――《应急管理十日谈》,希望在“南书房”介绍这本书,更有一些读者希望专访书的作者。这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和旁征博引,为地方主政者处理公共危机事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很多务实之策。《南风窗》年终特刊的主题是“为了公共利益”,评选表彰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人物和组织。为此,《南风窗》专访该书作者桂维民,请他谈“应急管理”,这是一个十分符合“为了公共利益”的话题。

  今年7月,《应急管理十日谈》经中央党校出版社发行后,被迅速摆放到各地各级公务员的案桌,成为他们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好助理”。桂维民自己也听到不少县委书记、县长的反馈,“什么时候县里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就按你讲的哪种方法应对,结果很管用,处理的非常平稳”。10月,西北工业大学成立应急管理研究所,桂维民出任首任所长。曾任西安市委常委兼秘书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桂维民,现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还兼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会长,是国家民政部应急救援中心专家组成员,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家知名学府在应急管理方面的客座教授,称为“学者型官员”一点也不为过。媒体说他是国内应急决策研究“第一人”,下属们亦形容他是“一个愿意跳起来摘桃子的人”。

  55岁的桂维民虽为宁波人,却在西北成长,个性里头不乏江南人的精细和睿智,又有西北人的豪放和洒脱,又因为在军工企业工作并担任过预备役师的副政委,办事、说话都透露着一股军人的直率和果敢。“群体性事件”这个话题够敏感吧,桂维民却以郑板桥的诗激励自己,“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以处理数十起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为底子,利用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深入研究,然后到全国各地做讲座,出书,不遗余力传播“危机思考”和“维稳新思维”。在桂维民看来,处置群体性事件等公共事件,是一道考政治、考意志、考能力、考胆识的“综合测试题”。

  法治有度,宽严相济

  记者:处理群体性事件,领导者需要怎样“担当”?

  桂维民:在危机面前的担当,首先,需要政治勇气,要对这个事件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把个人的名利、地位,最简单来说就是把“帽子”放在地上,才可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它。其次,就是站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点上,还是迎合少数人的一些不正确的主张?如果仅仅是为了把这个事情摆平,也许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但是埋下了新的更大的隐患。在实际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很多的人往往都愿意对上负责,因为上边是管他帽子的,底下不管他的帽子,能躲就躲,能退则退,实在躲不过去了,硬着头皮顶住。有的时候往往是看上面的眼色行事,这是处理很多事情不成功的重要的因素,上面往往对一线所发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听一面之词,做出误判,顺着误判去处置,事情就会处理不好。这种担当,说高一点,就是党性原则。突发事件处理得好就是党性把握的好,党性与民意是统一的,对老百姓的意愿把握得好,就是党性原则的体现。

  记者:群体性事件处置“了案”不“了事”的危害非常大。

  桂维民:我到人大工作以后,人大接触的信访个案60%都是涉法涉诉的,往往“案了事未了”,这反应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也许有司法不公,有人情办案,造成了败诉方上访,寻找包青天;第二个和我们的理念有关,就是要讨一个说法,往往是合情不合法,合理不合法,却还想在法外求情,再讨一个说法,这跟现在人们没有把司法判决作为最终裁决的观念有关,人们想求助一种人治,求哪个大领导说句话,好法外开恩。

  记者: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概括为“宽严并济”?

  桂维民:需要再加四个字――法治有度,在法治的轨道上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多数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处置不好,导致群体性事件升级,变成了公共危机,冲击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的基本制度,这就伤筋动骨了,伤害比较深了。处理这类问题要“依法、有序、有力、有效”,在这个前提下讲“宽严并济”,这是我的态度。

  有两个理论:一个是社会“安全阀”理论,总书记讲“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四个深刻”反应了转型期中国的突出特点,这就需要有一个调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压低,缓解社会冲突的平台,让大家有序的、理性的来释放一种压力,释放一种不满。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窗口就是网络,通过网络问政、网络舆情把情绪释放了,把压力缓释了。但这还不够,要拓宽有序表达的渠道。另一个是社会燃烧理论,是中科院的牛文元借用物理学的燃烧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观点。“燃烧物质”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的累积,“助燃剂”是社会心理和舆情民意,点火温度就是突发事件。这两个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对于各种社会“安全阀”应该采取一种比较平和、理性、包容的姿态;第二,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燃烧的“燃点”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不使“燃点”变成一种社会的燃烧。这就是“宽严相济”。

  十年以前了,我在西安市委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党委和政府有意识的加强与当时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交流,大概有三四十个“网络操盘手”,政府有一些什么重要和敏感事情也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在网上用网民的身份“拍砖”发表见解,小骂大帮忙,效果很好。我觉得这是政府引导网络舆情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倾听“第一信号”

  记者: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为何必须把民众的呼声视为“第一信号”?

  桂维民:人民想什么?人民满意什么?人民不满意什么?现在的民情、民声、民意、民怨、民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第一信号的脉博号不准,能开出对症的药方吗?封建官吏都说“一枝一叶总关情”,更何况我们共产党的官员,更应该听民声,听民怨,在怨声、骂声当中就能听出民意了。实际上,很多的突发事件就是因为对民情不了解、处置不力,云南“孟连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当地的官员说话没有人听,干事没有人跟,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明显不满,如果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早去解决的话,不至于导致民怨,拿刀去砍人。所以群众的呼声是“第一信号”,这是你当良医开处方一个基本常识。民声里面总是会有噪音的,对于少数人的噪音其实你只要处理的好,这些噪音自然就消失了,不要被噪音、骂声干扰基本的判断。在号脉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点肝火旺的脉象,这时候肝火旺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把病治好了,肝火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

  记者:县委书记们一般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处置者,您愿意给他们哪些建议?

  桂维民:实事求是的讲,转型期的县委书记很难当,中国的政治架构,从秦以来郡县制已经形成这么多年,自古以来都是“郡县治、天下安”。他们的工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绝不过分,处在发展的热点、矛盾的焦点,也是一些突发事件的一个聚点。作为县委书记总是希望集中精力来做一些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事情,但是往往一些突发事件会干扰他正常的关注点,所以,他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不容易冷静对待,甚至产生惧怕和回避的心理,不愿意直面矛盾,用陕西话说感到“颇烦”的很,不能理性对待。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理性、冷静的对待,从诉求当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进而弄清引起这个事件的深层原因。第二,要怀有一种热忱,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换位思考,体谅群众,这些人不是到了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是不会找上门来采取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和语言的。对于县委书记来说,也许有些是一个芝麻点小事,对他们而言则是天大的事情。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哪一边,想事办事就向着哪一边。立场变了,态度就变了,一旦有了事,就不会觉得“颇烦”了,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设身处地帮他们解民忧,排民难。第三,要快刀斩乱麻,有的事情很简单,县上领导一出面,拍一个板,问题就解决了;有些事情不是刀下见菜就能解决的但也要快,也不要拖,拖容易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记者:今年无锡爆发了产业工人因工厂毒气危害健康而罢工上街,政府成立了应急小组,协调劳资双方,但是社会还是认为政府偏袒资方,为什么?

  桂维民:一场突发事件处置过程当中,有利益攸关方,有公权力的代表,现在处理这类问题,往往把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推到一线来处置。劳资双方发生矛盾,职工和资方都把自己作为弱势群体,希望借助于政府,政府很难端平这碗水,“手心手背”政府都要考虑到,不能有偏袒。市场经济下往往资本处于强势,职工相对于资方是弱势的“打工仔,”工人的利益肯定要保护,但是有时工人们往往感觉不到,政府就好比“老公公背媳妇”,出力不讨好嘛――这是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现在需要的是第三方。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不争的事实。政府是第一部门,经济组织是第二部门,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也叫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就是第三方,人们宁愿相信非政府组织,因为它跟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利益相关方也没有直接的利益。我们正处在公民社会的成长期,需要大力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利益攸关方问题的时候,有第三方介入,矛盾的双方都不会抵触,觉得他们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可信。社会转型中需要第三方的力量来介入处理一些突发性事件,包括工会组织、妇联组织、律师协会,商会组织、权威媒体等。遇到重大经济纠纷,政府可以启动一个临时委员会,邀请工会代表、媒体代表、律师代表、商会组织等参与,他们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可信度更高,这样既可以减少政府的很多压力,也可以减少利益攸关方的担忧。

  培育“公民文化”

  记者: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你提出的治本之策中,有“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两策,具体而言,怎样构建这两个机制?

  桂维民:由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社会阶层开始分化重组,有研究指出,已由过去的“两个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演变成十大阶层,中产阶层正在逐步的壮大,各阶层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同,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基尼系数2006年达到0.496,现在已逼近0.5, 利益不均衡就出现了很多矛盾。利益分配现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矛盾突出点,利益格局的调整,是现在所有社会矛盾里面最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治本之策是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

  目前,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我们的积累过高了,消费率一直偏低,去年全国的平均消费率在40%左右,国际上平均消费率在60%以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再分配”,公共财政应均等化,对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应加大,通过分配杠杆来对利益格局进行调节,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分配机制”。分配改革的趋势是,“调低、扩中、限高”,调低就是把低收入调高一点,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限高就是通过税收等限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第二个“分配机制”是补偿机制,比如说西部地区资源富集,拿陕西来说,给全国贡献煤、气、油、稀有金属,现在还有南水北调工程,调的是我们陕西汉江、丹江的水,调到华北和北京,所以我们陕南为了保护水源就要限制发展,保护青山绿水,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那么,对于欠发达地方,就要有资源补偿机制,通过资源税的收入来获得补偿,这是解决地区之间不平衡的问题。还有一种“分配”有人把它称为“第三次分配”,就是慈善公益事业,救济弱势群体,解决政府有心干但无力干的一些事情。再就是遇到重大灾情,先富的地区对口帮扶落后受灾的地区,这也是一种“补偿机制”,体现了利益分配的均衡,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种制度安排。

  记者:那“利益表达机制”怎么构建呢?

  桂维民:一个是经常性、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比如网络论政,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有序的推广了。还有政府微博,政府网络发言人,包括胡总书记、温总理网上回答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慢慢由偶尔变成经常,由经常变成一种制度化。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窗口就是网上信访,比如陕西省人大已经开通了网上信访,每天都接几十个信访的案件,我们每信必回。党和国家有要求,加强网上信访工作,我们从中发现一些带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纳入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促使这些问题的解决,人大的工作正在朝这方面探索。这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其次,是公民社会的发育。要鼓励民众通过非政府组织发声,比如说现在的商会组织,它把一个个孤立的企业、企业家变成一个群体,它在反映群体利益的时候,也在帮助政府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招商引资,劳资纠纷问题,商会组织可以参与调节,它可以约束企业、企业家嘛。我们现在对于社团群体控制比较严格,其实不要害怕它,它们是一定群体利益的代表,可以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有序发展。

  第三,是基层的民主。要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不会有什么污垢,就可以减少很多社会矛盾,让老百姓民主理财、自主协商来协调处理很多问题。

  第四,是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人大代表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形态,把人大的作用发挥好,更多的发挥人民代表的主体作用,让它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来说话,这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安排,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比如说,陕西省人大每两月一次的常委会,每次都在报上发通知邀请公民报名旁听,每次选1015名公民旁听。很多人列席后很有感慨,人大对政府工作的审议,对法院、检察院的审议、对立法的审议都是实话实说,很有水平,令他们耳目一新。

  记者:你还提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一剂对症下药的方子?

  桂维民:其实就是培育公民文化。我们现在有没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自我认识,它是责任与权力的统一,是法治与公德的统一,是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它强调的是责任、公德、民主等现代意识。而公民文化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所形成了所有公民平等、自由参与政治的氛围,这恰恰我们现在的公民文化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就公民个人而言,举个例子,我们的传统文化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前几天媒体报道了八旬老人摔倒在地上不敢主动搀扶,而是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以后让警察搀扶,说是因为害怕被讹住。事实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的人好心去搀扶,结果摔倒者要搀扶的人去承担责任。这一方面反应了摔倒者的素质,另外一方面也反应的社会的风气。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首先要培育公民意识,使每位公民有公民意识,形成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文化。

  作为一个管理者阶层,要有树立公民社会理念,培育公民文化。比如,人大和老百姓的权益息息相关。我们每出台一部新的地方性法规,都要通过报纸、网络的媒体先征求意见,对群众关注度高的,象《物业管理条例》,还要开立法听证会。一部新法规的产生,要与专家、利益攸关方和社会民众互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不使立法变成少部分人的权力。在我看来,公民文化应该包含这样一些价值观,民主、法治、理性、有序,我把民主往前放,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还很不够,就是公民有序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度还很不够。因为大家喜欢听上面的,喜欢按红头文件来办事。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调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民主体现了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一个基本的原则,也许少数人掌握了真理,但当多数人不理解、不赞成的时候,少数要服从多数。另一方面,多数人要允许和容忍少数人表达,这就是一个良性互动。我们说包容性增长,就涵盖了对各种利益群体的包容和理解。(《南风窗》记者 陈统奎采写)

2010-12-21   来源:西部网   作者:陈统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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