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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与对策

2016-03-04 11:11:14  浏览次数:

陈方柱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今古奇观》中有一篇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的喜剧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家喻户晓;既流传广泛,又影响深远。所谓“鸳鸯谱”,不论其是指“自古姻缘天定,不繇人力谋求”,还是指“三生簿上注风流”,也都是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一个总称;所谓“乱点”“鸳鸯谱”,就是破坏这个制度,是荒唐可笑的。本文所称“公文谱”,一则是借“鸳鸯谱”这个模式,诙谐地总括公文写作、管理及使用制度,二则是为了痛斥和揶揄公文学界这种破坏公文写作、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荒唐理论和行为。

我国公文自古有“谱”可靠(依)。汉代荀悦在其《汉纪·武帝纪一》中说: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重于官事。”这就把公务文书与私务书札分得一清二楚。《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中说:“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这里的公文,是专指下行公务文书而言。在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公文名称多有变迁,诸如公牍、公牒、文翰、文牒、文札、文书、文牍、案牍之称,不一而足。我国公文有统一性的特点,它的格式、种类、行文规则、办理等都是全国统一的。自201271日起,全国公文统一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简称《条例》)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党政机关公文格式》(简称《格式》)执行。

公文的定义。最早的公文,在汉代“指公务文书”。三国时,“专指下行公务文书而言。”(见苗枫林《中国公文名篇赏析·前言/序文》,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近30年来,我国公文学论著林立,对公文的定义其说不一,但总的认为,公文是法定机关与组织在公务活动中,按照特定的体式、经过一定的处理程序形成和使用的书面材料,又称公务文件。

公文的特点主要是:1.内容和程序的合法性,公文的具体内容和制定程序必须符合法律和有关规章的规定,否则无效。2.形式和格式上的规范性。3.公文语体的简明性,观点严谨、鲜明,文字朴实、庄重。4.对机关工作的依赖性,机关工作是公文形成的基础,公文是机关工作的专用工具。张保忠在《公文写作一本通·公文的特征》(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中认为:一是“法定效力”,“表现公文作者的法定性及公文内容的法定性”;二是“规范体式”,主要是“公文文种的确立和使用、格式标准、处理程序”等。总的认为,法定效力即指法定作者制作和发布的公文在其职责范围内有着法定的效力和权威,要求所属机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违抗;也即公文在法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能够对受文者的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影响。

上述特点表明,不论什么文章或文字材料,只要它缺乏其中任何一点,就不可以被认定为公文的。

30年来,我国不少公文学论著、教材、文章,不看公文有“谱”无“谱”,随意在公文理论建设、知识和能力培训及学习鉴赏中,把多种不是公文的文章、材料、资料纳入公文范畴,滥竽充数,乱点“公文谱”,不仅把公文的理论建设、培训教育、学习欣赏搞得一片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使各级各类公文的制作、管理和使用无所适从,这一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解决。 

一、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

(一)理论建设中的乱点

30年来,公文学理论在我国写作学理论建设中率先崛起,论著、文章层出不穷,灿若繁星。正因其较先崛起,抢占先机,把许多不属公文学理论和写作范畴的理论研究和文章纳入其中,逐步形成一种乱点“公文谱”现象。198510月,裴显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结束了长期以来学习公文“以吏为师”,依靠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传习手工操作局面;初步建立了公文写作理论基础,开创了公文写作研究的道路。然而,作者先入为主,在公文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一节里,首先就把李斯的《谏逐客书》、晁错的《论贵粟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建言献策类文章,纳入“我国古代公文写作的实践和理论”范围;接着,在第十四章、十六章,把作为一般性调研文章的简报、调查报告、工作总结等分别纳入到报请性、记录性公文写作范围加以研究探讨,开了乱点“公文谱”的先河。1988年苗枫林著《中国公文学》由齐鲁书社出版,进而将总结、调查报告、规划、讲话及其他“常常发生混淆”的文体等纳入公文范围。此后的近3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出版的公文写作专著、教材和辞书近2000部。仅从张保忠、岳海翔等公文学大家合著或独著的《公文写作实用手册》《公文写作一点通》《公文写作一本通》等来看,都毫无例外地把属于调研文体的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工作研究、经验材料、述职报告等,属于司法文书的起诉状、答辩状、上诉状、申诉状等,属于一般应用文的欢迎词、答谢词、贺信、悼词等纳入公文写作理论研究的范围,使乱点“公文谱”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二)成建制乱点

“成建制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军队里,指的是在建设部队或引进设备时的一揽子工程。成建制就是整个行政单位,比如整个县、乡或者军队的整个团、营等。本文所说的成建制是指某个文体的文章构成整部书稿、书籍等。比如,岳海翔主编《公文写作实务丛书》(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全部8部,依次为《领导干部值得一读的精彩演讲词解析》《领导干部值得一读的实用讲话稿写作规范与例文》《领导干部值得一读的调研类文章写作规范与例文》《领导干部值得一读的常用文书写作规范与例文》等。不能武断它们都属乱点,因为其中确有不少属货真价实的公文,但我的《领导干部值得一读的调研类文章写作规范与例文》和《文秘人员工作必备的先进经验典型材料类文书写作规范与例文》两部。我的一部全部是讲调研类文章写作的,它们中即使是建言献策的文章,也必须是被领导决策采纳,作法定公文转发后,才能成为公文,否则,只能是决策参与资料。《文秘人员工作必备的先进经验典型材料类文书写作规范与例文》中的先进经验典型材料,在我的“调研类文章”中是用一个专章介绍的,所以,我认为这两部书是属乱点的。从网上浏览收集各类公文范文14000余篇的《公文范文大全》目录,其分类主要为各种会议发言、述职报告、先进材料、演讲材料、心得体会、安排意见、法律文书、党务材料、求职简历、 礼仪庆典、会议主持、工作总结、规章制度、调研报告、商务电函、合同文书等。我敢武断,这其中成建制乱点“公文谱”的比例一定不小。

(三)包罗万象

现在出版业和网络比较发达,各种公文范文大全之类充斥于书市和网络。刘丽敏编著的《公文写作格式范例大全》(红旗出版社,2010年版),共10章,依次为公文格式、行政公文格式与范例、事务文书、会务文书、礼仪文书、司法文书、经贸文书、宣传文书、传记史志、公文处理程序,可说是无所不包。这些章节多数属公文序列不假,但有不少只是与公文沾边而已。这都暂且不说,只说宣传文书与传记史志两章。宣传文书分信息、新闻、序跋三类,从这三类文章中随便挑选出三五篇加以分析,可以说它们基本上都不具备公文的法定效力、规范格式和制发程序。在媒体、网络上登载的信息、新闻就不用说了,只说序跋,一般性普及型图书由作者个人或请他人撰写的,主要是介绍作者生平,图书的创作缘由、特色、作用等,以吸引读者,根本谈不上公文制作所必须的法定作者、内容、效力、格式、程序等各种要素,即使是党政官员被邀所写,也不符合公文所必须具备的各项要件,不能被认定为公文的。传记史志分传记、史志、笔记三类,所有这三类中的书籍、文章、材料、资料,再怎么牵强附会,也扯不到公文一起。史志均要直述历史,史虽可议,也只不过是评价而已,对古人、今人、后人都不具备“法定效力”;志书要求述而不论,议论都不让写一句,就更说不法定效力了。传记,无论是文学传记,还是史志传记,都不具备公文各要件,绝对不属公文。笔记,主要指读书笔记,即读书时为了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或把文中的精彩部分整理出来而做的笔记,是训练阅读能力的好方法。有的人把读书时摘记的要点和心得体会及见闻汇集成单篇文章;汇集多篇就成书了,乃称札记。应该说,这是不能被认定为公文的。

(四)拉夫凑数

原想用“滥竽充数”概括,但这里用于“充数”的绝大多数实为精品名作,真不是“滥竽”,遂改用“拉夫凑数”,所拉者称“夫”是算得上的;有的有点牵强附会,也有拉的意思。这里主要以柳新华等主编《中国古代公文选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简称《选读》)和苗枫林编著《中国公文名篇赏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简称《赏析》)为例。前者“海选历代名家经典作品”169篇,“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以上行文和下行文为主”,书、奏、疏、表、论、议、文、状、折、札子等上行文88篇,占所选169篇的52.07%;后者搜集了秦至民国末年经典名作103篇,其中,书、奏、疏、表、论、议、文、状、折、札子等上行文88篇,占全书文章的85.4%

笔者之所以以这两书为重点,逐篇统计分析它们分别把中国历代不少非公文名篇佳作强拉硬扯到各自的书中,实为乱点“公文谱”的代表作;同时,有些文章与公文的特点完全不符,实在只能算调研文章。所谓调研文章,是指对某一情况、某一事物、某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将所得资料和结论,按照一定的文章体裁整理而成的书面或电子版材料,都可称为调研文章。也就是说,它是凡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基础,撰写的用作汇报情况,总结成绩,分析问题,交流经验、对策建议、考察报告和其他一些为领导决策参考文章、材料的总称。

笔者从两书中分离出来的52.07%上行文和85.4%的上行文,是不能被纳入公文范围的。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他在写此书时已是被逐的“客”,连秦国臣民都算不上(从《古文观止》选录的文本看也是如此),他在被逐的路上,完全没有了制发公文的基本条件,只是在百无聊赖之下,巧妙地提出了直剌秦王三根软肋的建议:一是列举客卿在历史上给秦国立下的大功;二是指出这次逐客是重物轻人;三是指出秦国逐客就是帮助六国,与秦国“跨海内、制天下”,统一六国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秦始皇一阅此文,恍然大悟,立即收回成命,召回李斯,并升为廷尉。李斯此文,怎么看也只能算篇建言献策的调研文章,不能被认定为公文。至于《赏析》中的《求赎父刑书》,充其量只能算个“人民来信”;而这封来信,也只是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或《汉书·刑法志》中摘录了一个10岁的未成年孩子60个字的“信件”,何来公文制作的影子?

从汉代至今,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都2000多年了,怎能还拿2000多年前的连一点公文制作影子都没有的“名作”,来指导、引导今天的公文写作和赏析呢?这不明显是乱点“公文谱”吗?

(五)零星分散

在前面“成建制乱点”中,我们对《公文写作实务丛书》中的8部,只着重揭示了《领导干部值得一读的调研类文章写作规范与例文》和《文秘人员工作必备的先进经验典型材料类文书写作规范与例文》两部成建制乱点的情况;其它6部都存在零星分散乱点的问题。如阎杰、高鸿雁编著的《文秘人员工作必备的公关文案写作规范与例文》中第六章的“大事记”、第八章的“贺词”、第十章的“简介”“解说词”等,就都不具备“在法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能够对受文者的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影响”,所以,不能被认定为公文。有关零星分散乱点,还有赵华主编的《经典公文赏析》(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中,选有46篇“经典公文”,因其包括请示、批复、报告、决定、意见、公告、通告和国家领导人等的讲话、演说及各种迎、送、贺词(这些算不算公文,另行讨论)40篇,只有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工作研究、典型经验、述职报告、竞职报告各1篇共6篇属调研文体,所以被作零星分散乱点看待。还有一种零星分散乱点是单独在期刊及其它媒体、网络上发表文章,把某些非公文当作公文评介的。如《秘书工作》杂志开辟了《古今公文评析》《公文佳作赏析》等专栏,由资深学者推介古今公文佳作。其中,有不少是误把非公文名作作公文评介的。如闵庚尧《立意高远  中的功成——评李斯〈谏逐客书〉》(20021期)、金沙《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读魏征〈十思疏〉》(20027期)、徐琼《一篇文情并茂的墓志铭——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赏析》(20034期)、方春荣《出师一表真名世——诸葛亮〈出师表〉赏析》(20061期)。还如高慧在《洞鉴古今的公文名篇——〈中国公文名篇赏析〉评介》中,特别评介西汉淳于缇萦的《求赎父刑书》和东汉班昭《为兄超请归疏》,把属人民来信的文章当作公文,均属零星分散乱点的问题。

 

二、危害

公文学界这么乱点“公文谱”,就等于是它自我毁灭,自己打破公文的基本法规制度,把公文当作一个筐,不分是非、优劣,什么都往里面装,其危害至少有六:

(一)影响公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和深化

自裴显生等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于1985年问世,给公文写作初步建立理论基础,至今刚好30年。三十而立,立德、立言、立身,顶天立地,公文学理论已经由青年步入壮年期,成为一门相对独立、成熟的学科。但学无止境,它还必须在实践中进一步建设完善,不断提升品质,培厚基础,深化发展。如果长期这样任其乱点“公文谱”,把许多不是公文的文章、材料,统统拉入公文范畴,这实际上就是取消公文及其理论了,哪里还谈得上公文学理论建设和深化呢?

(二)影响公文处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

201271日以来,随着“两办”《条例》和总局《格式》的贯彻执行,公文处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公文学界长期存在的乱点“公文谱”现象,不仅丝毫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尤其苗枫林《中国公文名篇赏析》于201311月出版发行后,不少推介文章期刊、网络一起上,好像要与《条例》《格式》对着干。如高慧的《洞鉴古今的公文名篇——〈中国公文名篇〉赏析》,分别在201405期《秘书》和《八面来风》5月号发表不算,还在网上风传。值得注意的是他推介西汉那个10岁女孩淳于缇萦60字的《求赎父刑书》,和东汉班昭的《为兄超请归疏》时说:“作者对公文的选取只看品质与效能,不看公文笔者的身份和地位,书中笔者甚至包括在古代没有政治地位的女性,像汉代淳于缇萦的《求赎父刑书》,东汉班昭的《为兄超请归疏》等,均入选名篇”。这说明其对公文作者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法定要求是心知肚明的,他深知一个未成年的10岁女孩和没有政治地位的女性班昭等是根本不具备撰写公文条件的。所以他最后不得不说:“体现了编著者对公文不同一般的衡量标准。”可见其推介是十分勉强的。这样的选编和推介,对公文处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危害有多大,不是很清楚吗?

(三)影响公文的权威性及其法定效力的提升和发挥

公文从来都不是一般的文字材料,而是具有很强法定的严肃性、权威性及强制性约束力的。这是一般应用文、文学作品中的书籍、文章、文字材料所没有的。如果不加区别,把信息、新闻、序跋、传记、史志、笔记、贺词、欢迎词、欢送词、悼词、感谢信、私人信件等,统统纳入到公文之中,这“公文”,还能叫公文吗?还有一点公文的“三性一力”吗?就说这贺词、欢迎词、欢送词、感谢信吧,主要是讲些客套话,应该不会有强制性的法定约束力;再说悼词,主要是哀悼、祭奠逝者,也应该不具备强制性的法定约束力;还有私人信件,尤其未成年人的,他们连公民都不是,只是被成年人监护的对象,公民权绝对没有,就莫说法律赋予的公权力了,东抄西摘他们的几句话,那是被称为“童言无忌”的,怎么就成了公文呢?怎么会有法定约束力呢?这明显就是对公文所具有的很强法定的“三性一力”的漠视和消除,是严重影响公文的权威性及其法定效力的提升和发挥的。

(四)影响公文学基础理论知识普及及培训教育广泛开展

在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当前状况下,公文简直就成了一个筐,什么根本就不是公文的文章、材料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往里装,尤其一些普通、大众化的应用文,被大量纳入其中,使公文与应用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少公文写作教材与应用写作教材,也无什么大的区别;更为严重的是公文学教材、论著、文章,看起来汗牛充栋,实际上真正精深的理论探索并不多见,大多停留在低水平简单重复和互相传抄之中,这就严重影响真正公文学基础理论知识普及及培训教育广泛开展:一是教材、例文难选择。二是讲解起来自相矛盾,理不直,气不壮:理论上百般强调公文的法定效力与权威,例文推介的却是信息、新闻、序跋、传记、笔记、悼词、贺词、感谢信、墓志铭、私人信件的写作方式方法,甚至10岁小孩“童言无忌”的话也要求学习。话出口,心发虚,真不知这课如何讲?三是培训对象,越听越读越对照,越是听不明白,想不清楚,一头雾水。

(五)影响公文处理质量及效率提升

195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文件纸型与格式的规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到201271日,我国广大的公文处理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以及各级党政领导,经过整整61年的共同努力,才最终实现“两办”《条例》和总局《格式》在全国统一贯彻执行,其目的,主要就在于全方位提升公文处理的质量和效率。从最近3年多来,“两办”《条例》和总局《格式》在全国统一贯彻执行的情况看,总的是好的,但是,长期存在的乱点“公文谱”的行为对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提升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绝对不可忽视。提升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最重要的环节一是撰写,二是处理。撰写包括提炼观点、严守体例和运用语言三个方面。提炼观点是体现公文法定性强制约束力的关键,体例和语言是体现公文法定性约束力的具体形式和载体。乱点“公文谱”对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干扰和破坏的重点也正好在于此。如果公文撰写者们完全学习、摸仿那些根本就不是公文的普通应用文,那不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再说这些文章,都是作者的自由写作和即兴发挥,是不受法定程序约束的。是根本就谈不上提升公文质量和效率。

(六)影响其它相关学科理论体系建立建设发展

只要简单比较一下刘丽敏《公文写作格式范例大全》,与洪威雷主编《新编大学应用文写作》(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目录设计与部分例文列举及其评介,就可知道:1.这里的所谓公文与普通应用文几乎无什么区别;2.公文学界的高手们到底是怎样把普通公文点石成金,一古脑儿点化成公文,并让公文学理论一统应用文天下的:一是不分是非曲直,全盘纳入;二是选择重点,戴上“公文名篇”桂冠;三是赏析推介,套上理论枷锁,不容置疑。其最大危害是扼杀、阻滞其它相关科学和学科理论建立建设和发展。在应用(实用)文大家庭中,有众多独立的或交叉的、边沿的、新兴的科学或学科部门存在,比如历史学(史学)、方志学、文书学、新闻学、传媒学、传记文学、公文学、调研学、调研写作学等,就都是应用文大家庭的新老成员,公文学只是其中一位年龄稍大(对比调研学、调研写作而言)的小哥哥而已。真正的老大,当数历史学,古今中外,它都排名在社会科学前列,是老资格、成熟的独立的科学门类;再说新闻学、方志学、文书学等,其创立的时间,都比公文学早,其理论体系构架都是较为成熟、成功的。你现在这么乱点一下,就把它们统统纳入到了公文之中;再用千儿八百字的“理论”“简介”一下,它们就都属于你了,别人那构建多少年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不就这么简单地被扼杀了吗?调研学及调研写作学,均属新兴学科,但它们长期被众多公文学论著、教材等支解得支离破碎,实际上阻滞了此类学科的发展。

三、成因

(一)占“公”为王

古有“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先来后到”“占山为王”等说法,但从公文学创立的时间看,它在应用写作领域,并不算早,不能算“先来”和“抢占先机”,只可按占山为王的说法,抢先占到了“公”字,就可称霸称王,叫“占公为王”。 《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后来,长期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时期实行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人们一致认为公大于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是美德。所以,公文学自创立之日起,就觉得自己得公独优,得公独厚,独占了“公”字的优势,是可以而且应该必须在应用写作领域称老大的;后来,公字不断自我膨胀,逐步就称霸称王,什么都可“点”到自己的王国里来了。公文学界不少专家学者就是这样站在公字优势的立场上,只要看到哪篇、哪种文章沾了“公”字的边,不管它是否公文,就大胆地把它“点”到了公文里。比如文书学中的事务文书、会务文书中的材料类文书等,公文学一拿过来,就都是公务文书,是“清一色”公文了。

(二)官本位后盾

我国经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王权高于一切,官本位思想十分浓厚,且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还有很深的影响。胡锦贤在《古代王言的文体及其语言》(《应用写作》2015年第10期第79页,简称《王言》)一文中说:“王言在古代应用文中层次最高……今世无王言,但王言的精神并未过时。几千年形成的共识与精神,不是进入现代社会仅一百年就可以抛弃的。”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专家学者,大多数人都是以官本位思想为后盾的。当他们要把那些有相当部分明显不是公文的文种类型全部纳入公文范畴的时候,就先重点挑选一些相当级别的高官,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法定机关作者的相关文章作范文或例文,再适当作一些有关公文学理论方面的点评予以推介,最终将该文种的所有文章、材料,无可辩驳地一起纳入公文范畴。如赵华《经典公文赏析》就是这样做的。他通过把华盛顿连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2004雅典奥运会闭幕词,2004感动中国颁奖词,胡耀邦在沈雁冰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连战时的欢迎词,刘华清在驻港部队出发时所致欢送词,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温家宝在鲍威尔欢迎宴会上的答谢词、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庆大会上的贺词,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一封信等一起列举出来,就分别把所有的,包括普通私人的演说、闭幕词、颁奖词、悼词、欢迎词、欢送词、祝酒词、答谢词、贺词、书信等,顺理成章、无可辩驳地纳入到公文之中。采用这种方式乱点“公文谱”的实例举不胜举。

(三)伪理论掩盖

公文之名起于汉代。后来,随着社会进步,经济、人文事业发展,公文种类不断增多,其名称多次变更,但总的来说,都是除公文之外,其它就都不是公文了。只是到了现当代,由于乱点“公文谱”现象和问题的出现,先后出现了“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等名称。如张保忠、岳海翔《公文写作入门》(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什么是准公文”一问中称:“也称事务文书、机关常用文。是指除了上述法定公文之外用于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所使用的文书,是一个庞大的文书组群……一般来说主要有工作总结、计划、规划、工作要点、方案、设想、纲要、调查报告、工作研究……”张保忠《公文写作一本通》(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第三节公文文种“与法定(主要、正式)文种相对应的是非法定(非主要、非正式)的文种,是人们在长期的公文写作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例如我们常用的‘计划’、‘总结’、‘考察(调查)报告’、‘工作研究’、‘典型材料’……”,把调研文章划入非法定公文之列。吴新元《理法》则专设了“第十一章非法定公文典例评析、修改及标准格式”一章。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公文划分为“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了,那就必定还有一种“非公文”吧,那么,为什么公文会这样划分,而文学、史学、哲学等,都没有这样划分为文学、准文学、非文学等等呢?公文这样划分,怎么与逻辑学的排中律对号呀?排中律通常被表述为AB或不是B。传统逻辑首先把排中律当作事物的规律,意为任一事物在同一时间里具有某属性或不具有某属性,而没有其他可能。这就可以看出,有关“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的理论是伪理论了;不少公文论著、教材之类,就正是利用这个伪理论,来掩盖它们的乱点。

(四)从众心理作祟

本文前述所有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危害及原因,是不难发现和提出的,但为什么却偏偏无人发现并提出,而让笔者发现并提出呢?这决非我是“万人皆醉我独醒”“先知先觉”,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一是大家的从众心理,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这么说,我就跟着这么看,这么说,多省事。二是不少人缺乏独立思考,没有逆向思维,尤其“另类思维”。三是不敢挑战权威,这主要指能够独立思考,又有逆向甚至另类思维的人,有很重的唯上、唯书思想。四是当前学术自由不够充分。前年,退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信陕西某高校提倡学术自由。说明我们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不够,亟待营造和优化学术自由、民主环境。

(五)点“私”成“公”,“公”行无阻

有关公文与私文的划分和界限,早在2000多年前就由汉代荀悦所著《汉纪·武帝纪一》中:“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重于官事。”把“公务文书与私务书札“分得一清二楚。我们当代的这种点“私”成“公”,“公”行无阻,其实就是在公文与私文的划分上走到2000多年前的回头路上去了。本文前述4条,既是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危害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本条点“私”成“公”,“公”行无阻的根本原因:什么文章、材料,无论它怎么纯属私事、私文,只要与“公”字沾点边,就被堂而皇之地“点”成公文了。他们点“私”成“公”,“公”行无阻最高明的手段,是从古代、从源头开始,高屋建瓴,飞流直下,一泻千里,让谁也无法阻止,无法抗拒;他们首先就从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摘录一个10岁女孩60个字的《求赎父刑书》,纳入《中国公文名篇赏析》和再赏析;再就是各种点“私”成“公”,“公”行无阻办法多措并举,让什么私事、私文都一起涌入公文园地。申论考试,无论谁参加,其考卷都应该是私人文书或书札了吧,每份考卷不就只是运用了一些所谓“公文对应写作”的“要素”吧,就都一古脑儿被纳入到公文及其论著之中。这不就好比中国人购买日本制造的汽车自己开,就成为日本人了一样可笑吗?

四、对策

(一)以学习贯彻《条例》《格式》为重点,着力维护公文的权威性和法定效力

学习贯彻《条例》《格式》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着力维护公文的权威性和法定效力。公文的权威性和法定效力是什么、又在哪里呢?它就体现在前述公文的定义、功能、特点之中,它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法定效力即指法定作者制作和发布的公文在其职责范围内有着法定的效力和权威,要求所属机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违抗;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体现形式就是“(有红头和机关印章的)文件”。《条例》《格式》仅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建政的历史上就经历了近百年的实践和探索,加上自三代以前典、谟、训、诰、誓、命等的制发运用,更是源远流长。胡锦贤在《王言》中考证道:“古代王言一般由中书令掌管(明、清由内阁大学士掌管),具体操作往往由德高望重的大手笔拟作。”说明是有严格规程制度的。《王言》还说:“王言在古代应用文中层次最高”,就是“最高指示”;帝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他发怒时说“拉出去砍了!”这不仅是命令,是“公文”,还是死刑判决书。这可不是我们能按现代公文标准去评定为公文名篇的,而只是糟粕。在古代,书、奏、疏、表、论、议、文、状、折、札子等上行文,一般是作散文、论文、策论看待的。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晁错的《论贵粟疏》、贾谊的《治安策》、李密的《陈情表》等就是这样的。就笔者所知,之所以把古代一大批散文、论文、策论划入公文之列,其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有了《公文写作概论》《中国公文学》和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等,才有了对公文的定义、功能、特点等研究探讨和划分才有的事;尤其柳新华等编著《选读》、苗枫林《赏析》等,把乐毅《报燕王书》、李斯《上秦二世书》、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缇萦《求赎父刑书》等,列入公文名作之中,就失之偏颇了。前人怎么做,我们不能苛求,但公文学研究者们依照新老公文《处理条例》,探讨出那么多公文的定义、功能、特征等理论原则,仍置公文的权威性和法定效力于不顾,乱点“公文谱”就不对了。乐毅《报燕王书》是在他逃离燕国,当上赵相后,向燕王辩解并向其先王感恩的私信,他根本就不具备制发燕国公文的基本条件了,这信是怎么也不能算燕国或赵国公文的。至于李斯的《上秦二世书》,就更算不了公文。当时李斯已被赵高打入死牢,不说官职,连生命权都没有了;在内容方面,其七大功劳,只敢用七条罪状提出,哪有“法定效力”;在办理程序方面,不说签发、用印,连送给秦二世也全无可能,刚到赵高手上就被扣压了,能算公文吗?所有这些,我们在学习贯彻《条例》《格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维护公文的权威性和法定效力,凡是不符合这条原则要求的,不论你是什么名作精品,一概不能选用,不能推介,尤其自己不能学着去做。

(二)以发扬学术自由民主为重点,纠正伪理论,加强公文学理论体系建设

本文前面介绍的“自裴显生等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于1985年问世,给公文写作初步建立理论基础,至今刚好30年”,明确说明是“给公文写作初步建立理论基础”。我国当代公文学科的创立,是苗枫林的专著《中国公文学》(齐鲁书社19881月第一版)“横空出世,给人以无比震撼,令整个公文学术界关注和惊叹,引起了巨大反响”(见岳海翔《苗枫林先生逝世两周年祭》,中国公文研究网,2015112日),至今27年,正当青年时代,其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加强建设和完善提高。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会长岳海翔说:“近些年我们的公文写作理论研究进展缓慢,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多数研究成果流于浅层化和一般化,尚未改变原有的‘格式加例文’式的研究模式,甚至相互抄录,辗转引用,很少见到具有特色的开创性研究成果问世。”(见陈方柱《调研写作能力培训速成·序》,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版)在这种情况下,伪理论的出现和危害就在所难免。针对这种情况,以发扬学术自由民主为重点,纠正伪理论,加强公文学理论建设正逢其时。首先,要大力营造并优化学术自由民主的良好氛围和环境。退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信提倡学术自由对大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第二,要破除从众心理。第三,要提倡独立思考,尤其逆向思考甚至另类思考,这对学术研究、异想天开是很重要和宝贵的。第四,要敢于向权威,尤其向公文学界健在的权威挑战,这是更要敢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我相信,大家真正在学术上向健在的权威们挑战挑到了实处,他们也一定是欢迎的;即使班门弄斧,也不为大错;如属抛砖引玉,就是功不可没了,何乐不为呢。第五,要尽快建立公文写作批评学,以学术理论批判,促学术理论建设,有破有立,破在当头,立在其中。

(三)以公文定位为重点,明确公文与非公文界限

从前述公文的定义、功能、特点看,公文定位应定在最能集中体现公文法定效力的,指法定作者制作和发布的公文在其职责范围内有着法定的效力和权威,要求所属机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违抗;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体现形式就是“(有红头和机关印章的)文件”上。首先,就是要在明确公文理论定位,纠正伪理论的基础上,明确公文就是公文,不必也不能附加什么“准”字、“法定”“非法定”等副词。公文就专指《条例》明确的15种文体,加上苗枫林《中国公文学》提到的“其写作方法也相当专门化”的“其他专用体式公文”;对于其中“常常发生混淆”的文体,如悼词、碑文等,在民间私人也多有使用者,应作进一步界定。其次,对于大量未被定为公文,又有可能作公文使用的文体,如总结、调查报告等调研类文章,讲话、规划、悼词、感谢信等应用文,凡是要作公文使用的,一律从15种公文中挑选一种文体作载体印发、转发,或者作为这一文体的附件使用。其三,对于上述公文定位以外的所有文书,可以也应该参照苗枫林《中国公文学》提出的“大致要注意以下几点”执行:

1.私人文书不是公文……领导人员之间的文字交往,领导人员与亲朋、群众之间的文字交往,凡属于领导人员私人的社会活动,由个人承担权利和义务的,都不属公文。

2.非政务性文书不属公文。使用于非政治集团之间,如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书信、契约、合同、广告、启事、厂规等不属公文。因为这些文书不显示某种政治权力,不从属于国家的政治治理工作。

3.公文准备阶段的基础材料不是公文。公文是在经过一系列的拟文程序,最终才以权力的代表的形式出现的……

4.宣传解释性的文字材料不属公文。有些公文的发布,常常配合有宣传提纲、解释材料、辅导资料、政策性评论等,也不属公文学研究的领域……

上述界定,大多数语意明确;少数内容明显需要深入讨论。

(四)正本清源,彻底清除公文范例中的非公文作品

正本清源就是从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比喻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关于正本。就是要按照上述公文的定位,抓住公文的本质内容、本质规律、本质特征,对照、检查,端正、整顿公文形象,不论怎么情况复杂、变化多端,都要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看符合不符合“法定作者制作和发布的公文在其职责范围内有着法定的效力和权威,要求所属机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违抗”的原则要求;还有一个最简单直接的识别标准,就是“(有红头和机关印章的)文件”,普遍应用和称呼为“红头文件”。关于清源,主要看乱点公文谱的源头在哪里:一是少数公文理论论著、教材,是它们首先在理论上把不属公文范畴的其它文体及文章纳入到公文之中,如裴显生的《公文写作概论》、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等,这并不能否定他们的真知灼见;二是那些提出“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等伪理论的论著,从理论上把它们清理好;三是清理成建制、包罗万象、拉夫凑数以及零星分散和鱼目混珠乱点公文谱的论著和期刊中,本不是公文而当作公文的作品,尤其是名作,决不能放过。怎么清除呢?一可在再版时删除;二可在报刊、网络上集中点名(明)它们不是公文,而是伪公文、假公文;三是可以发动专家学者写文章重点批评,消除其不良影响。最好的办法,是请乱点公文谱的专家学者自己出面清除。如柳新华等编著的《选读·驳复仇议》,在编稿当时,编者自己就将它作了“删除”。他在此文最后的“评析”中说:“本文是一篇典型的驳论文,全力反驳了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主张对徐元庆复仇案采取‘诛之而旌其闾’并将之‘编制于令,永为国典’的见解。”这就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篇文章当公文看待。四是有些有疑问或不同意见的,可以继续讨论。如悼词、碑文、祭文等,在民间使用是很广泛的。笔者2015年初参加一位古稀老同学的葬礼,即兴发表《永远的哀悼》,8月在《应用写作·日用应用文例释》作悼词范文刊登,就不能算公文。民间还有许多碑文、祭文都是许多年后撰写,尤其一些史学家写给历史名人的祭文,如纪念孔子、孟子、老子的纪念文章就不少,也应当不算公文。欧阳修在其父死后60年写给他父母的《泷冈阡表》,是碑文,不是公文,但苗枫林《中国公文学》把碑文纳入公文就值得质疑。五是要将上述所有清理出来的非公文归还到原来所属的文体,完璧归赵。尤其那些明确是私文,或既不明确是否公文、私文,却实在不属公文的,而鱼目混珠混入公文的,也是应该无条件归还到原来本是私文的处所。如能这样正本清源,就可大大提高公文论著、教材、文章的质量,进而提高公文教学、培训的质量和效率,更好更快地加强公文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把公文处理质量和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

(五)以公文起草和办文程序为重点,切实把好公文质量关

这两个环节是公文处理的重中之重。前者包括调查了解情况,分析研究,提炼主题;选择文体,精选材料,首先看是否符合法定作者身份,能否体现公文法定效力;其次是合理布局,严密结构,准确把握和运用好公文文体及其格式;第三要精练语言,准确表达发文机关意图。这其中,仅是公文文体的选择和使用就马虎不得。它既是党政机关公文标题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又是公文行文方向和内容取向的标志,决定着公文的规范化和严肃性。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张清先生在《新条例背景下党政机关公文文种(体——笔者注,下同)误用现象简析》(见《应用写作》2015年第10期第10页)中认为:《条例》和《格式》对准确地选择和使用文种都作了反复强调:

“在实践中文种使用不规范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将非法定文种当成法定文种使用就是常见错误之一,比如,《中共××县委2013年工作总结》×发〔2013〕×号,将‘总结’作为党政机关公文文种使用,这样显然就有损新《条例》的权威性和公文拟制工作的严肃性。因此对于‘规划’‘总结’‘细则’‘要点’‘计划’等非法定公文,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借助‘通知’‘报告’等法定公文文种加以印发上报,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通知》《中共××县委关于报送2014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他认为:“非法定文种要上报或下发时,应该从法定文种中寻找一个替代文种作为载体,载运着它行文。”张清先生的意见和作法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笔者以为,这种“文种误用的现象”,也主要就是因伪理论引起。如果公文学界没有“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这种按伪理论的划分,张清先生所揭示的这种公文文种误用的现象或许就不会产生。这也是我们提出纠正这种伪理论的理由之一,也是把好公文质量关的一条重要措施。

(六)以协调统一,互促共进为重点,积极支持和帮助相关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

通过以上措施,清理整顿乱点公文谱的理论和行为后,建议公文学界广大专家学者,围绕公文的基本定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应用写作,尤其大写作园地当作一个万紫千红才是春的整体,公文学只是其中的一枝奇葩;对于众多的科学和学科门类,要树立协调统一,互促共进的观点,充分发挥自己抢前争先发展的优势,积极支持和帮助相关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其它众多的科学和学科部门,要向公文学界虚心学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迎头赶上,争取与公文学协调统一,互促共进,把各项学科理论建设好,发展好。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和很好的学科不断涌现,比如,赵军花主编《应用文写作教程》(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年版)、郭玲著《应用写作导论》(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杨益斌等主编《应用写作》等应用写作论著、教材就做出了表率,他们都较好排除了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干扰,没有使用“法定”“非法定”之类让人难以琢磨的助词,却全面完整、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地对应用写作界各门学科进行了界定,使其各门学科平起平坐,能够协调统一、互促共进,竞相发展。赵军花著《教程》紧密结合21世纪财经专业的实际需要,全书设计简短6章,分别为应用文概述、公务文书、通用文书、公关礼仪文书、商经类文书、毕业论文。郭玲《导论》全书14章,有关写作的内容分为行政公文、事务文书、礼仪文书、告启文书、求职申请、新闻采访、新媒体等10种文体10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行政公文写作一章中,开宗明义就说“这里的行政公文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的公务文书,即俗称‘红头文件’”把所有不属红头文件的、不论是谁的邀请类、迎送类、慰问感谢类、祝贺哀悼类、启示广告类、个人书札类等,合情合理地通统划分到了公文以外的其它类别。杨益斌等《应用写作》,分352种文书,除了同前面两书一样把公文作为一般文书对待外,创造性地设置了 “调研类文书” 一个全新的文种,使应用写作的文体划分更为与时俱进,更为科学合理,更为有利于相关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

 

(本文为作者按20158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十四届公文学术年会上发言提纲整理而成。原题为《理论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与对策》;《秘书之友》杂志2016年第一、二期连载时改为现题。作者为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理事、研究员、公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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