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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界的一位学者型领导——李昌远

2014-05-23 17:13:32  浏览次数:

刘耀国

中共河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昌远在其47年的工龄中,有36年从事秘书工作,其中在河北省委的政策研究室和办公厅工作了32年。原先只是河北秘书界的人士知道他,而现在全国的秘书学界、公文学界、领导学界等多个研究领域的不少同仁也知道了这位长者。原因何在?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其声名鹊起的过程正是他转向学者型领导的进程。

李昌远成为秘书界学者型领导所作的贡献

李昌远在职时就注重结合工作从事理论研究,从2000年退休以来,依然坚持理论研究工作。在其转型为秘书界学者型领导的进程中,他主要作出了三方面的贡献。

(一)在学术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

李昌远主编、合著、独著、参著、参编的著作,已出版的有17本,其中有3本获奖;即将出版的还有3本。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的论文有120多篇,其中有6篇获奖。从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来看,其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六个领域。

在秘书科学、领导科学两个研究领域中,他参著了《秘书工作讲座》(1991年)、《毛泽东领导思想概论》(1993年)、《新编领导科学论纲》(1996年)3本著作,独著了《秘书工作与领导工作》(1997年)1本著作,发表了《把握工作规律,力争主动服务》(1990年)、《秘书学与领导学是一对姊妹科学》(1997年)、《关于秘书的内涵与外延的再探讨》(2002年)、《新世纪呼唤秘书职业道德建设》(2002年)、《关于秘书工作和秘书的概念界定研究》(2003年)、《建立起倡廉反腐的“钢铁长城”——谈谈李真等秘书犯罪给人们的警示》(2004年)、《坚持和发扬党的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2004年)、《论秘书与领导关系的两重性——兼评秘书处理与领导关系的错误倾向》(2005年)等有代表性的论文。

在公文学研究领域中,他参著了《公务文书写作教程》(1991年)、《常用文书写作》(1993年)2本著作,主编了《中国历代公文通览》(1994年)1本著作,发表了《做好机关公文工作的几点意见》(1986年)、《毛泽东对公文写作的理论贡献》(1993年)、《建国后党政机关公文改革和建设问题的探讨》(宣读于1995年,改题后发表于1997年)、《谈谈公文的规范化问题》(1998年)、《中国现代公文演进过程及其规律初探》(1999年)、《法定通用公文文种及其使用漫谈》(2002-2005年)、《现代公文语体风格刍议》(2004年)、《谈谈公文写作的几个基本问题》(2004年)、《中国现代通用法定公文文种简论》(2004年)、《中国公文发展简史》(2005年连载,未完)、《论公文写作的价值、特征和内在矛盾》(2005年)等有代表性的论文。

在经济工作、党建工作、历史人物三个研究领域中,他主编了5本著作,参著和参编了4本著作,独立编著了1本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限于本文的重点和篇幅,这些研究成果就不详列了。

(二)在辅助领导机关进行决策和指导工作方面作出的贡献

李昌远从1985年起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从1988年起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秘书长。作为省级党委机关秘书工作的领导者,他的一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为省委机关进行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参考,有的被转化为省委或省委办公厅的下发文件,起到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这里只举秘书工作方面的几个例子:

1986年,他主持召开了河北省公文工作座谈会。为了开好这次会,他除了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外,还认真研究了公文学理论,通读了李欣的专著《秘书工作》,并结合全省机关公文工作实际进行研究,撰写了《做好机关公文工作的几点意见》的会议讲话稿。会后,根据这篇讲话稿和会议研讨成果,又主持起草了《河北省全省公文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经省委领导批准由省委办公厅印发至县级以上党委,作为指导全省机关公文工作的文件。然后,根据这份《纪要》提出的要求,他又主持制定了《河北省党委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由省委办公厅下发实施;与此同时,他主持编辑了《公文工作文件选编》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查办工作的指示,他主持召开了全省查办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在学习和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努力把查办工作搞得更好》的会议讲话稿,阐述了查办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查办工作的基本特点和要求、加强对查办工作的科学管理和领导。这篇讲话稿除了被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下发外,还被《秘书》杂志摘取了部分内容公开发表。

1989年,他在中央党校参加第二期省、部级办公厅主任秘书工作进修班时撰写了结业论文《秘书工作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的必要性和对策》。当时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阅读此文后,认为很好。根据其批示,省委办公厅把它印发至省直各部门和各地、市、县委的办公室参阅。此文还被《秘书》杂志摘要发表,《秘书》杂志就文中提出的为领导主动服务要“坚持和把握适度原则”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三)在加强秘书队伍建设和提高秘书人才素质方面作出的贡献

李昌远经常应邀到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培训班、进修班、证书班去授课。他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额外”的授课任务,事前必作充分准备,或利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去授课,或专为授课而去做新课题的研究。他的《秘书工作与领导工作》一书的上篇,有近三分之一的论文就是后者的产物,即在授课之后根据讲稿整理而成。例如,1990年在河北省委办公厅和河北师范大学合办的秘书专业证书班授课之后,撰写了《大力加强公文写作队伍的建设》一文;1991年在河北省委办公厅和省委党校合办的地市县委办公室主任进修班授课之后,撰写了《秘书工作引言》一文;1994年在河北省政府主办的《经济论坛》杂志社所举办的记者、通讯员培训班授课之后,撰写了《调查研究与调查报告的写作》一文;1996年在河北省督查干部培训班授课之后,撰写了《努力提高督查工作者的素质》一文;2004年在河北省人大机关培训班授课之后,撰写了《怎样撰写机关领导讲话》一文。这些授课任务,既促进了他的学术研究,又使他用自己的学术成果为加强秘书队伍建设和提高秘书人才素质作出了贡献。

从李昌远的上述贡献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秘书界的一名学者型领导。

李昌远成为秘书界学者型领导的缘由

笔者对秘书界学者型领导一向怀有敬佩的心情,曾多次报道他们的成功事迹,概括他们的学术思想,评析他们的学术著作。对河北秘书界的学者型领导,笔者从1989年以来就写过关于侯磊、刘志信、张清华等人的文章[1]。近几年来,“他们为什么能从一般的党政秘书工作领导者转型成学者型领导者”的问题经常在我的思维空间中盘旋。去年有幸读到张清华的专著《党政秘书成功快车道》[2],受这本书的启发,探究这个问题的心情更为迫切,因为党政秘书工作领导者能成为学者型领导者,必然是成功的党政秘书工作领导者,他们的成功,也必然有其原因。现在,笔者根据多次的当面访谈和书信笔谈,以及对有关文稿的研读,尝试对李昌远成为秘书界学者型领导的缘由作一些初步分析。

(一)    破除理论研究的神秘,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

学者型领导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做领导工作之余还要做理论(学术)研究工作,出理论(学术)研究成果,其研究成果要有所建树,并得到理论(学术)界的确认。这是学者型领导者与一般的领导者相区别的标志。

要从一般的领导者向学者型领导者转化,首先要破除理论研究的神秘,重视并实践理论研究工作。李昌远在其转化进程的初期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开始时,我对做理论研究工作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只有在高等学府、社科院的理论教学研究岗位上,才算是做理论工作”;“后来,读到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东西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这使我恍然大悟,打破了理论研究工作的神秘感,而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实践中发生的经验和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上升到理性认识,并用语言文字‘表之于外,达及他人’,就是在做理论工作。”[3]

要从一般的领导者向学者型领导者转化,还要有理论研究的热情,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通过对李昌远的访谈,笔者了解到:他的理论启蒙,源于1953年参加重庆讲师团举办的政治经济学讲授班的学习;他的理论兴趣,起于195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列主义基础系学习了四年;他的理论研究习惯,始于上世纪60年代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中共中央华北局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养成;他对秘书工作的研究产生兴趣,则是在1989年到中央党校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合办的第二期省、部级办公厅主任秘书工作进修班学习。回顾这一过程,李昌远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对秘书工作者而言,不仅要了解和掌握其具体业务,而且要研究其理论依据,即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不断地去探索秘书工作的规律,才能把研究的成果作为具体工作的向导。”

(二)以学者型人才为努力目标,用学术性成果实现目标

李昌远能成为学者型领导,有一个自觉的自我实现过程。

在秘书界,李昌远较早地提出:文字秘书应当是“学者型”人才。19943月,他和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王焕运一起主编、出版了《中国历代公文通览》一书。这本书是公文教学研究工作者与公文写作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产物,参与者有21人之多,其中河北省委办公厅和石家庄市委办公厅的秘书工作者有10人。在这本书的“编后的话”中,李昌远写道:本书的作者“一部分是党委机关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干好工作,担负繁忙的工作任务,参编本书只是作为‘副业’,写书的‘日力’本来不足,但由于有那么一种精神,所以‘继之以夜’,靠‘寒镫一穗夜修书’了。我认为,在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应当是‘学者型’的人才,从巧用时、善安排中去赢得时间,既做好本职工作,又搞点学术研究,是完全可能的,并且能够收到提高自身素质与促进工作质量提高的双重效果。”

此后,李昌远进而认为:秘书工作者的骨干也可成为学者型人才。19977月,他接受了石家庄市秘书协会的要求,内部出版了论文集《秘书工作与领导工作》一书,作为培训秘书工作者的参考资料。在“代自序”《秘书学与领导学是一对姊妹科学》一文中,他先引用了原中顾委委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同志讲过的一段话:“据我看,我国的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的骨干,不但需要知识化,而且应锻炼成为‘学者型’人才。”接着,他阐述了秘书工作者的骨干也可成为学者型人才的观点:“这个要求,对秘书工作者的骨干来说,我认为也是适合的。”“学者型”人才“既从事秘书工作或领导工作,又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我们高中级党政机关的不少干部就是这样做的。秘书工作或领导工作同理论研究工作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比如,我们要撰写某个重要的专题文件,就促使自己要围绕这一专题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并深入下去搞些调查研究,没有这样的研究工作做基础,是难以写出质量高的、富有新意的文件来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平时就有意识做些理论研究工作,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那么动手起草文件时就不会发憷,而感到得心应手。”

近一两年来,李昌远的这一观点更趋于完善。他在《秘书生涯三十六年回眸》一文中,以“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秘书工作者”为小标题作了专题论述:“所谓‘学者型’的秘书,应当是既具有丰富的学识和从事本职工作的本领,又具有较强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才能,还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学、才、识这三者对于学者型的秘书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博学才能多识,多识才能‘扩才’。古人曾形象地指出:‘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一个秘书有了较好的学、才、识,才能以其足智深谋的智慧辅助领导者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且在自己从事的工作领域能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李昌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李昌远的贡献,就是他迄今为止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作出的努力。

(三)树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观,实施理论研究与本职工作的“三结合”

李昌远在向笔者总结其走向学者型领导的体会时,把“树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观”放在第一条。他说:“理论与实践是对立统一的,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特别是属于应用科学的秘书学理论更是如此。离开秘书工作实践的秘书学理论是空洞的、无的放矢的,而脱离秘书学理论指导的秘书工作实践则是盲目的、事务主义的,因此二者必须结合。”这一道理虽然人皆共知,但却是他从事秘书工作36年的深切体会。在36年的秘书工作生涯中,他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和主管公文起草和公文处理工作。这项工作开始时,他是非常陌生的,完全靠干中学,向身边的长者学,向公文中的范文学,边学边总结,总结每一篇文稿起草后的得失成败,做“事后诸葛亮”。后来,他觉得这种“从干中学”的方法虽然有效,但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把它与“从学中干”的方法结合起来,即从学习和研究公文写作与处理的理论、法规入手,以此来指导和推动实际工作,结果从中尝到了“甜头”,于上世纪80年代起进入了完全自觉地学习和研究公文学理论的状态。

李昌远在走上公文学乃至秘书学、领导学研究之路后,自始至终坚持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理论研究的原则,以理论研究促进本职工作,以本职工作带动理论研究,并总结出“三结合”的要诀:“一是理论研究课题与领导决策需要相结合,使研究课题的选择主要围绕为身边领导的重要决策活动服务的需要去进行;二是秘书科学研究与秘书业务工作相结合,目的是为了把公文写作、调查研究、信息工作、督查工作等项秘书工作的经验上升到理论,更好地为领导工作服务;三是秘书工作研究与领导工作研究相结合”,因为“秘书要服务领导、适应领导,必须懂得和服从领导工作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领导工作的顺利开展”。[4]

(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调查研究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李昌远在成为学者型领导的进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调查研究。这两点对于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者和秘书工作领导者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做好秘书工作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但它不等于理论研究工作”[5]。因此,他在做好秘书工作的同时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在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调查研究。

李昌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怀有很深的情结。当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学校有十分浓厚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气氛,且特别强调以自学为主、以学原著为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在校时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课——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涉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研读了一些重点著作或其中的重点章节,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

李昌远到党委机关工作后,在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持调查研究。他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有关文章和著作。他在调研部门专门从事过调研工作,在做其他秘书工作时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调研活动,在河北省委工作期间平均每年有不少于两个月的时间下基层调研,并围绕省委决策需要主持过一些重要的调研课题。在进行理论研究工作时,他依然坚持调查研究。例如,在主编《外向型经济导论》一书时,对自己承担的“河北省的对外开放”一章,是在做了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后写成的;为了写好《企业管理与哲学》一书中的“企业管理目标与社会发展规律”一章,他既学习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参阅了有关资料,又下企业做了调研工作。

李昌远把掌握马克思主义与搞好调查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此,他在《秘书生涯三十六年回眸》一文中说:“我不禁想起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的精彩之言:‘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秘书工作既要发扬‘采药’的精神,攀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峰,又要宏扬‘弄潮儿’的精神,深入群众的汪洋海底,去觅得‘骊珠’,从而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言论与行动统一起来,就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秘书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五)勤于动手写作,参与学术活动

李昌远从1985年起走上厅级领导岗位后,在工作上经常自己动手起草文件和讲话材料,在授课前更是自己动手写讲稿,至于理论研究文章从来都是亲笔写成。他在向笔者谈起如何做到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体会时,把“勤于动手写作”列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认为只有多写文章才能记载和巩固研究成果。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可举一例:1992年,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领导班子分工时,让他兼管省信访局的工作。他以前没有做过这项工作,于是从学习信访政策和业务、了解信访工作实际入手,较快地进入了角色。当时,信访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集体上访有上升势头,他与信访局研究决定,把遏制集体上访上升势头作为1993年信访工作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个问题,他先与信访局的同志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接着亲自动手起草了全省信访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会后,他以这篇报告为基础加工整理的研究文章《群众集体上访猛增的情况、原因和对策》,被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采用。此后,他又结合信访工作实际接连发表了几篇研究文章。从他的经历和体会中,笔者具体地感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强调各级领导者要自己动手写文稿的意义和作用所在,这也是学者型领导与一般的领导的区别之一。

学者型领导除了自己要勤于动手写作之外,还要在条件许可时多参加一些有关的学术活动。参加这些学术活动,不是以领导者的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或发表演讲,或宣读论文,或参与讨论。李昌远就是这样做的。在一些全国性、地区性的学术活动中,笔者曾多次遇到他;乃至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中,笔者也几次遇到他,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在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七届现代应用文国际研讨会。他退休前和退休后在多个社会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中有兼职,如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河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评审组组长、彭真传记河北编写组主持人、晋察冀根据地遗址修复与历史研究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国际汉语应用文写作学会理事等。他退休至今,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方面比过去更加活跃、更加忙碌。1997年,他在《秘书工作与领导工作》一书的“后记”中曾赋打油诗一首:“年过花甲又一轮,何须老字缠此生,翰墨为友献余热,返老还童作一兵。”如今,他已逾“古稀之年”,“翰墨为友献余热,返老还童作一兵”依然是他退休之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昌远从省级党委机关一般的秘书工作领导者转型成为秘书界学者型领导者,给秘书界留下了值得认真思考和有待深入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刘耀国 . 他在实践中努力探索机关信息工作需求规律——记中共河北省委副秘书长侯磊同志 . 秘书,19893

   刘耀国 . 实践深度与理论高度的第一流结合——论侯磊同志对党政机关信息工作的研究 . 秘书之友,19927

   刘耀国 . 不同凡响一席谈——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志信访谈录 . 秘书,19993

  刘耀国 . 成功的事理概括——读张清华的专著《党政秘书成功快车道》 . 秘书战线,20056

   刘耀国 . 研究成功的学问  成功的学问研究——读张清华的《党政秘书成功快车道》 . 秘书之友,20061

2        张清华 . 党政秘书成功快车道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

4  5  李昌远 . 母校教我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 . 见:人大往事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顾问、上海大学《秘书》杂志社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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