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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公文写作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2012-02-01 08:00:00  浏览次数:

浅谈我国公文写作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卫世平

我国古代公文工作理论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总结与发展的。开始不免是混沌模糊的, 文体混杂和理论认识不足。文体中讲文学方面多, 讲公文方面少 ,选文模仿研习注重文学类,而对公文关注少。古代公文为了增强说服力,往往喜欢引经据典,搬用经书大道理。文章引用这些片言警句, 似乎就具备充足理由律,有了正确的依据,无须多加逆向思维,只可套用 ,不可置疑;只可博引,不可变通修改。固定思维定势,规矩绳墨,下级充当照抄照转的执行层和中转层。古代公文带有民主性 (类似决议、议案等)的公文不发达, 缺乏集思广益的商洽型走基层路线工作方式, 只是遇见民心难定或危及朝政安全的事情,才适当听取下面建议来修正决策。平时惟恐下级参政意见太多, 坏了祖宗家法。但是古代公文运行有些点滴的公文理论要素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古代公文工作理论主要有实用程式审核直述等点滴思想被后人不断传承与发展。

其一 ,“实用的观点被有见识的人提倡与坚持。从而引导人们加深对公文的理论思考。古代公文理论虽然有些不成体系, 但毕竟推动了公文工作的进步与发展。针对实用问题, 隋治书侍御史李谔认为必须制止浮华文风,因为这种好雕虫之小艺,竞骋文华,“构无用为以为用也” (《革文华书》) ,是严重的写作误导。把这些无用的东西当作宝贝互相推崇 ,只会是损本逐末” ,只会影响实用笔法与通行文风。为此,他主张进行纠察问罪,严加整饬文风。这是想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问题。唐代有许多人力主写作求实,如李翱对于社会上写史和修谱问题,给人写评价性的生平事迹的行状谥议多虚美之言进行批评,写史存在着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正史官记事不实状》)①的浮躁现象。这就是说记事缺乏像司马迁那样求实的笔法。主张加强这方面的审定与管理。这对文牍言事求实有重新认定意义。宋代王安石提出适用为本的主张,是指写作要有实用价值 ,“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上人书》)②。这不仅指文学, 也包括公文类文体, 写作旨意都要有补于世。可以看出实用性观点已被官场人物提到文化论坛进行思考。在明代,为什么明七子李梦阳等人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呢? 推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文章, 关键用意是需要对当时写作虚浮风气的进行拨正, 只有指出秦汉公文等类文体有实用载体之借鉴意义, 才可以冲破习俗积弊而寻找新出路。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 ,规定实叙其事,从某年月日以来,以何地何人证据 ,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妖艳,毋庸半字虚浮。提倡通俗易懂语言风格,既使纯朴文化义军群体易于解读, 又使实用思想更加明确。我国古代统治者比较重视所发布制度性诏旨的实效意义和深远影响,惟恐一言乖于事理千载有累圣德”,所以对诏令审查与核实手续自设关口。以免没有实用性而放空炮,影响朝政声誉。

其二 ,“程式的观点不断在社会实践中加强。为了统一格式,古代要选取一些范本,公布天下,叫大家仿习套用。如明朱元璋于洪武九年,命令翰林院选择唐宋名儒笺表可为法者, 结果以柳宗元的《代柳公绰谢表》和韩愈的《贺雨表》为样板,“颁为式”,叫天下模仿格式,形成规矩。另外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与管理,对不合格的公文封驳退回,督促人们按照固定样式去行文。其程式化包含了使用雅语、敬语、警策语句,还含段头显旨,分层列段,以及用语引据和事理得当情况。如果类似版头、文尾格式、惯用语和口气不对,就要驳回重写,或责令改正。

其三 ,“审核的观点被不断延伸与发展。官府部门行文有许多关口进行核实复查, 中书舍人与给事中有这种职权。君主的政令与初步意见也要求辅臣以及文秘人员进行审核,如果大家缄默不言,唯唯诺诺,有时叫统治者着急。如唐太宗要求诏敕有不便者 , 皆应论执”(《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1929),不允许遮掩毛病。在公文审核方面要求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同 ④) ,实际是多方审核与监督。地方官员行文也要多重审核, 如监察御史或其他特派员,有审视来文与发文的职权,督察地方长官行文意向。比如地方官员调动兵力的启奏报告 ,必须经御史等官员审阅,并且会签意见。清赵翼解释说:“用兵有巡按御史及监军纪功御史等官,从旁核奏 ,防欺蔽之一法也”(《廿二史记》第711)⑤。这种多重复核公文的责任意识,一是减少工作失误 ,避免行文失当;二是加强沟通与意见交流,吸收群体智慧;三是互相监督,防止擅自发文。现代人行文有会签和复审与审阅定稿签发等程序, 这也是从古代传承下来。并且在协商、会签、圈阅、签发、缮印、登记、分发、催办等方面较之以前流程更加严紧有序。

其四 ,“直述的观点被后人不断重申与强化。宋仁宗曾对言事说理故弄玄虚十分反感,在庆历年间下令: “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梦溪笔谈〉选注》)⑥。这就要求写公文或陈述事情要直截了当 ,不能绕圈子,分散视听,叫人猜测。虽然古人对逻辑思维与外在形式的逻辑性不甚理解, 但已经明白说理要有序,脉络要清晰, “理壮辞畅本身含有逻辑性强与表述准确的意思。历史发展到2000824,国家所公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将直述不曲列为写作笔法要求。这是对古代公文观点继承与拓展。进一步强调公文写作唯实唯用 ,忌隐忌晦,力求明白、平实、简洁,形成直显排虚的写作法则。

当然公文理论发展总是要吸收与挹取文学理论的某些观点, 互为补充。公文写作技巧没有文学那么复杂化、多样化、趣味化,文学把语言个性化技巧与构思巧妙渗透在谋篇布局的技巧上, 因为文学试图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以及品味感,总在语不惊人死不休方面下工夫。而公文写作不需要过多的审美意识与趣味意识,不需要过美过艳的形式,不需要进行标新立异和显示自由风格。同时公文有代拟而不是自撰的规范要求,思路要符合整体观念、领导观点、组织意识,因此,行文思考要对准长官所把握全局的口径。行文不得有半字虚浮” ,那种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的堆积引证和显示学问的铺展写法是适得其反的。公文提倡实用价值思想反过来也影响文学要端正风气, 形成健康的写作绩效观。现在公文理论发展更加成熟, 从公文基础理论到公文实践应用 , 分层次分类进行研究与探讨。其实公文理论发展是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更新与修整的, 每一种公文文种盛行与消退,都是社会实践的互动结果,文种源于社会实践高频次使用,给予总结推广,又形成法规性文件办法,来指导实践。

文种的兴替盛衰与社会制度创新改革有极大关系。比如选拔干部的条例改变和管理层公务员考评方式等出现, 必然出现许多新兴文种, 任前公示推荐公示述职报告竞聘演说词等。这说明政治制度是引导公文变化的重要助推器。同样古代官吏在中央集权制度下,驯服性管理,其公文制度变化缓慢, 官吏无须多动脑筋进行舆论宣传与作报告搞演说,在写作方面讲稿、调研报告、总结等应用程度极少, 秘书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干公文以外的事务文书起草工作。所以古代的事务文书不发达 ,是政治制度限制的。现代秘书要有三办”(办文、办会、办事)日常工作基本功,这不足为奇。古代秘书干那些迎来送往、布置会场、带头鼓掌、提包开门的事情非常少,主要精力是从事文字工作,有一套应对上级部门的礼仪知识与知事基本功就可以了, 成了换任领导不可须臾离开的拐杖, 尤其是笔墨渠道规矩奥妙,手续繁杂,秘书成了领路者。这是信息不畅通和制度不民主所造成的。古代各层人员对公文门道与行文规则知情范围较窄,掌握公文知识较慢,哪像现代社会获取培训这么容易,甚至无师自通,从电脑里查找公文格式模块就可模仿套用。所以古时的秘书吃香,因其有官衙行文技能,别人难以涉足其岗位。如清代绍兴师爷以砚墨笔耕而游幕四方,形成了专业性很强的幕僚群体, 他们被各级官吏聘请协助处理公务,起草文书、整理档案、管理钱粮,甚至协助办案 ,在晚清形成庞大的师爷集团。呼朋引类,带有地域性幕友集聚,分布各级官署衙门。他们能力的形成与培养,主要靠传、帮、带”,谋得幕宾生计。其学习熏染环境相对封闭,技能传播有选择性。

随着社会进步, 旧的约束制度与管理办法被淘汰,公文工作更加条理化、规范化、科学化。当然,对秘书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秘书不仅仅要掌握公文文本知识 , 而且要与现代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结合起来 ,多方面提高能力素质,如现代的办公室自动化与传递手段快速化,简直是古人不敢想像的事情。这些应用手段的变革,说明了历史进步的轨迹。文秘事业在时代进程中总是与世推移的, 利用先进工具服务于社会。相信在将来的电子政务中,公文方面将不断产生新的版式与新的工作流程, 使得写作方法更加便利与实用,同时使得公文理论更加科学与严密。

注释:

①张建业,王玉璋:《历代名臣上皇帝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2 , 250页。

②赵则诚等编: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7 , 519页。

③清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广东:中华书局 ,1977. 2 , 210页。

④《资治通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7,卷一百九十三 · 1929页。

⑤清 ·赵翼:《廿二史 记》, 北京: 中华书局1963.5,711页。

⑥《〈梦溪笔谈〉选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7.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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