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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公文理论初探

2012-02-01 08:00:00  浏览次数:

《文心雕龙》公文理论初探

作者:佚名

《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中国文体学的重要著作。刘勰继承、发展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有关论述,把对文体学的认识与理解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引征旧说,创立新义,在《文心雕龙》的上半部,从《明诗》到《书记》各篇中讨论了三十几种文体,涉及的文体达到百多种。“所载文体,几乎网罗无遗”(黄佩)。品目之多,分类之细,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从内容上看,刘勰对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美学标准、写作的具体要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评介了晋以前的大批作家与作品。“夫文本同而末异”,他在探讨“本同”,特别是“末异”这方面,较之曹丕他们,有不少新的见解。

《文心雕龙》一书中,没有明确提到公文这一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刘勰的公文理论。

  公文是文字与国家出现后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用来发布命令,管理政务,记录情况,联系事务,实现国家权威的一种有力的工具。它有鲜明的政治性,明确的目的性,使用的时效性,与其他文体,例如诗歌、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中的《诏策》、《檄移》、《章表》、《奏启》等公牍文,大体上就是今天所讲的公文。其他,如《议对》中的驳议,虽然是上、下交流的文字,但体现政务管理的目的比较曲折,对策属于古代科举文体,都不宜与公文并论。《书记》篇中的籍、薄、契、卷、疏、关等,具有一般文书性质。其中的令,刘勰说:“命也,出令申禁,有若自天”。次序上排在律之后,似乎是指法令类文书。其他篇目中,接触公文内容较少。就是前文提到的四篇中,有的文体,例如移,既不是典型的公文,后来政坛、文坛也很少使用,意义不大。

  刘勰在论述《诏策》等文体时,采取的是一种类比的方式,把两类相近的合成一篇,加以阐述,有利于读者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同与差别。同属上行公文、章、表、奏、启各有特点,界线分明。这种方法对我国古代公文的定型与发展,公文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文心雕龙》对于公文与国家政治生活,社会事务管理的作用与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内涵比较笼统,包含了所有的文体,刘勰的说法,就比较具体得多。《序志》篇:“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指出它与经书之间的关系,它对国家典章制度形成的影响。在《诏策》等篇章中,刘勰从几个方面,分别谈到了公文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价值。

   首先,他注意到了公文的权威性。

   无论古代或者现代,国家的政务管理很大程序上是要通过公文手段来实施的。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公文来体现的。失去了指导、管理、协调权威的公文事实上就是一纸空文。封建社会的帝王,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与国家权力的象征。刘勰在《诏策》篇,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一开始他就说:“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皇帝统治天下,他说的话是神圣的,虽然,在画屏之前沉默着,声音却响彻四方。又说“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王言之大,动入史,其出如悖,不反若汗。”。在最后“赞曰”中,明确地说:“皇王施令,寅严宗诰”,告诉读者,帝王发布的号令,敬慎谨严,以诰为本。诏这种文体,相当于今天国家级的下行公文,归纳刘勰的说法.内容包括:诏体的巨大影响力;诏体对于诸侯与老百姓的作用;诏体最终要转化成为历史档案的不可变更性,显示了它的权威意义。

  这种权威性是古代下行文不可缺少的。

  其次,他注意了古代公文(包括公务文书)在政务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文心雕龙》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章表类文体,日常应用广泛频繁,反映情况,提出问题,批评建议等,几乎都离不开它,它包含了现代公文中请示、汇报,情况调查报告等内容,在治国、治民的具体工作中,带有关键的意义。用“枢机”两字,足见其不容忽视。对于这类公文的写作,刘勰不认为是刀笔胥吏的雕虫小技、个人私事,而是国家光彩的表现。“既其身文,且亦国华”。在《书记》篇中,他的话说得更为透辟。“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并有司之实务。”在这里,刘勰是就一般公务文书而言。所谓“末品”是他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比较关、卷、簿、籍之类.事实上《书记》篇中所录的大都属于应用文的大范畴,而不是艺文之品。所谓“先务”,“实务”倒是结论所在,他把这些文书与官吏的政事活动,具体问题,实际任务联系起来,用先字定位,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公文的性质,不姓文而姓政,地位居先,作用唯实。

  第三,刘勰对公文整体评价的同时,还就每类文体的用途作了分析说明,补充了曹丕论述中不足的“末异”部份。他追述了三代的公文,“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到了秦、汉时期,国家的典章制度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公文类别增加,公文用途专一而明确。倒如汉初,“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上行文也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决,表以陈情,议以执导”。秦、汉的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公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时期,摆脱了过去那种一文多用的现象,不同的文种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受文对象,这就为现代公文奠定了基础。刘勰正是按照这个总纲探讨各自的写作方法,选定和评论作品。

  在《序志》篇中,刘勰扼要地评论了从曹丕《典论•论文》到应玚、陆机各家讨论文学问题的章,认为他们“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此,他采取了“原努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组织自己的文体论。于是,“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关于中国文书的起源,特别是具体的时间,现代文书史的论断,还没有明确的提法。刘勰说,“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他在叙述源流的时候,已经接触了这个问题,但是,重点却落在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我国已经开始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与基础文明伴随着产生,各类公文文体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逐步走向完善。刘勰的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公文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秦汉以后的二千年里,古代公文文体基本上没大的变化。《文心雕龙》以后的文体学著作,对于公文源流的探讨,也没有突破刘勰的水平。

  关于公文名称的解释,刘勰深受刘熙《释名》的影响,大都用一个字音相同和字义相近的字来说明文体的本议。例如:“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表者,标也”。“奏者,进也。”他过多的从语音关系上做文章,借此来达到解释名称的目的。就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事实上,语音和词义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语音相同,不一定意义就相同。公文是一种实用文体,名称的内涵比其他文体要复杂些,并不是一、二字可以说清楚的。刘勰偏重文字训诂的释名方法,注意了形式,忽视了内容,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选文定篇是刘勰文体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根据文体的特点,精选了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述。涉及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轮廓清楚,足够我们了解中国公文发展的真实面貌。

  刘勰对作家与公文作品的评论,与其他文体一样,基调是“征圣”,“宗经”,崇儒,崇学。他认为比较出色的文章,大都符合这个标准。“武帝崇儒,选言弘舆”,“明帝崇学,雅诏间出”,“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在《章表》篇中,他也强调:“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

  刘勰比较看重作家的才华与学识,认为它直接关系到公文的质量。甚到影响帝王对公文的重视。“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文辞”他欣赏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说是“气扬采飞”,“志尽文畅”。他称赞曹植,“陈思之表,独冠群才”,对于后汉的公文家,他提到了“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笫一”,并且说,左、胡的出现要归功于选拔人才的办法,因为“后汉察举、必试章奏”,选择秀才型的人担任秘书工作,是中国政坛的传统。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个传统受到一定的冲击,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型、技术型等等,按照我国国情,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字工作的效率,刘勰的主张,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他还注意到了作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时序》篇中,纵论了晋代诸家之后说:“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诏策》篇中说:“安和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清。”没有人才,人不能尽其才,都是受到政局的制约,刘勰的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

  《文心雕龙》对于汉初公文的评价,当然也有些不切实际的地方。“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法家少文”。其实,李斯、刘邦、文帝、景帝时期,有不少出色的公务文章。《谏逐客书》、《入关告谕》、《求贤诏》、《议佐百姓诏》、《二千石修职诏》,贾谊、晁错的表奏,大都情文并茂,说理透彻,被后世公文家奉为圭臬。

  《文心雕龙》讨论了文学写作的普遍性的问题,也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对于公文,刘勰注意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书记》篇中所说的,“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一般玩弄辞藻的文人,往往忽视应用文体的写作,甚至那些大手笔,大作家对书信之类小品也大都是疏忽的。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借一个具体的人来加以讽谕,“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包牡牡也。”在刘勰看来,应用作品的写作与其他文体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见解,即算到现在,人们也不会感到陈旧与过时。在《诏策》等篇中,他还就公文写作的具体内容,诸如不同文体的风格要求,思想内容,语言词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首先,他强调公文内容的真实性。

  刘勰认为,起草为文的时候,先要标列三个准则,其中之一就是“举正予中,则酌事以取类”,一旦文章中心内容确定之后,就要考虑用什么材料和典故。《宗经》篇说.“体有六义”,六个特点之一就是“事信而不诞”,文章列的事例,要真实而不虚妄。当然,他这里讲的仅仅是一般的作品,如果是公务文书,对真实的要求将是更严格的。公文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要取信于民,要为上级提供决策的参考与依据,无论是事例,数据,甚至人名,地名,时间都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和准确。在《诏策》等篇中,刘勰没有直接谈到这个问题,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内容真实的重要。他对建安文人是十分看好的,但是,对于陈琳写的《为袁绍檄豫州》,肯定其“壮有骨鲠”的同时,也批评了“章密太甚,发邱摸金,诬其过虐”的缺点,认为揭发过分,对曹操的诬捏超过了他暴虐的实际。过分,也就显得不真实了。檄文中,不仅说曹操的父亲是奸臣、宦官提携长大的,还说曹操亲自带领官吏士卒去盗挖了梁孝王刘武的坟墓,更有甚者,专门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业官,负责盗墓,弄到所到之外,“无骸不露”。显然,这是有些文学夸张的。檄文是公文类,不同于小说,诗歌。虽然,写作时可以“述此休明”、“叙彼苛虐”,露扳宣众,不使义隐,但“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徉断”,所谓“事昭”,就是要把事实摆清楚。有了事实.要进行断判,不能模棱两可。刘勰谈戒敕写作时说:“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指事是讲针对具体的问题,依违者不专,不决之意。

  公文中把事情写清楚,也是保证内容真实的条件之一。所以《议对》中特地指出:“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称赞“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炼。”核者,核实也。张衡《东京赋》有:研核是非之语。事实确切,语言简练,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管理国务的管仲、晏婴文章的特点。

  现代公文,对事例、材料、数据真实、准确的要求,比古代更为严格,无论哪一类公文都要认真履地这一原则。

  其次,刘勰注意了文章的“精要’。他所指的精要,是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内容,字句等等。在他看来,“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文章的篇章短小容易完善,文思高尚,内容自然丰富,能收到意思明朗,文辞简洁,材料妥贴,节奏流畅,笔势运转自如。当然,一篇文章要得又短、又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怎样选择、处理、运用材料,怎样驾驭语言,每一个环节都得认真对待。对于公文来讲,不论是请示、报告、总结等,材料与事实就是基础,精要,首先从这里开始。“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这样,才能有美皆备,才力与学识,内容与形式互相发挥。《事类》篇说:“事故得其要,虽小成绩,才辖制轮,尺枢运关也。”典型的材料,虽然分量很小,因为抓住了要点,写文章也能获得成功。

  刘勰也很重视语言、文字的精要。“义典则弘,文约为美”,他把文章辞句的简练提高到美学的标准来衡量。讨论“议对”这种文体时,多次提到文辞方面的问题。认为写议对文要“标以显义,约以正辞”,而“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晋朝的傅咸是写议体文的宗匠,又熟习治国之道,可是写起文章来,琐碎繁杂,陆机《议(晋书)限断》“庚辞弗箭,颇累文骨”。并且,讲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就是说文章应从治国出发,不为写文而写文章,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公文的写作要有明确的目的性。

  怎样来分析文章中语言是否芜杂呢?刘勰讲得非常具体,“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他把精彩的议论,扼要的语言,称之为“极略之体”,即最为简练的风格。《书记》中,在概括评讲了几十种文体之后,带有小结意义地说:“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熔裁》篇中还说:“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思想丰富的人善于铺张,才学切实的善于删削,善于删削的人,字去掉而文意仍然保留不变,使文章达到精要的目的。

  这里,顺便提提公文中使用生僻字的问题,也是经常可以遇见而又值得注意的事情。《炼字》篇说:“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类似字妖的,不仅是那些古怪字,现在更多的是生造字。诡异字在有字典可查,生造字只有造字者自己了解。至于不合规范的简化字,已经简化的繁体字现代文书中并不少见。刘勰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我国汉朝初年,拟有律例,法令规定:“吏书上出,字谬辄劾。”汉人石建,他写的公文送呈后退回,发现马字少了一笔,心怀恐惧,害怕处以死刑。古代公文家,对这类事是非常认真的。

  第三,刘勰注意了古代文体公文,由于目的、作用不同所带来的文章风格,写作方法的差异。在他以前,曹丕、陆机等虽然都曾经谈到过,内容比较简略,《文心雕龙》的论述则具有较为明确的针对性,也比较具体。例如,檄移这种文体,他说:“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暴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磐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奠或建之者也”,最终达到“植义飑辞”,风体“刚健”,声气逼人。对于书信,他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这里“条畅任气”属于叙事,“忧柔怿怀”,属于达情,而写的要点在于“尽言”。

  刘勰比较重视章表等上行公文,有关写作的内容也谈得比较多,总的来看,文势准乎典雅,风格要求明朗。因为这些公文,都是要呈送皇帝的,必须“昭明心曲”,“风矩应明”,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折疏通为首”。不蓄私心,不隐瞒观点,与风格相一致的,写作的方法应该是“要而非略,明而不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文字上“繁约得正,华实相胜”,这样才符合上行文写作的规律。刘勰关于公文写作的理论,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很多内容可供我们借鉴。

  《文心雕龙》的写作距今一千五百多年,作者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不同,他有关文学创作、批评的理论也是建立在魏晋以前各类作品基础上的,对我们不见得全部适用,例如诏策文,今天已经没有当年那样的生命力,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精神,仍然值得从事公文写作的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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