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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古代公文及其写作特色

2011-06-06 08:00:00  浏览次数:

简论古代公文及其写作特色

作者:佚名

    “公文”,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公文,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古代公文中包括了大量知识,诸如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重大活动等,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有待进一步发掘。

        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现了“官方”信息的需要后的产物。斯大林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我国素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着称,周恩来同志说过,“中国的档案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我国的古代公文,从公文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大致可分为八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一、结绳、刻契记事与象形文字公文,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夏代以前,其时中国社会还属于原始公社(仰韶文化)社会前后,还未出现甲骨文,社会需要与产生的"公文"信息量还不很多,而且没有文物确证,只能算一种推测。二、甲骨公文,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王室后期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目前出土已在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围绕王室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文书,诸如战争、祭祖、气象、财产分配等,其结构完整,有事由、情况、办法及占卜时间、“起草”的贞人姓名,已具备公文雏形。三、金文公文,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便进入“青铜时代”,约跨夏、商、西周、春秋几个不同时期,到了战国又进入"铁器时代"。这漫长时期中的金文,如西周着名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周宣王诰戒和褒赏臣下毛公碚事。1975年在陕西歧山还发现了西周后期的四件金文器,有一件铸有两个奴隶主打官司判决词的“朕”(音镇)、“匜”(音仪),记载下了西周的司法公文。四、简册公文,简牍指竹、木片,集一束简牍用麻绳、丝绳或牛皮筋联串起来叫“简编成册”,可以记载较多的信息。孔子读《易经》曾“韦编三绝”,以及近年来发掘的《云梦秦简》等,均说明从春秋至秦汉都曾用简册以记载大量文字信息,在纸张未普遍流行前,简册是公文记述传递的一种主要形式。五、缣帛公文,即丝织品公文,春秋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更大量使用,这时的公文已经是用笔书写,并能舒卷,保存及传递都较方便,逐步取代了简册,据《文献通考》记,东汉末董卓破洛阳,曾放纵部下大肆抢掠宫中缣帛公文档案,作成帷帐包囊使用,可见其数量之丰。六、石刻公文,已知最早的石鼓文,据郭沫若考是公元前770,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唐人称“文王之鼓”,分列在十个鼓形石墩上,举世闻名。秦始皇很喜欢到处“立石刻,颂秦德”。朱元璋也把一些制度、规定刻于石上。石刻比较笨重,不利传递,但保存较久,多用于“周知性”公文,后逐步向墓碑方面发展了。七、纸质公文,据考古发掘,我国在西汉末已能造纸,新疆及西安灞桥均曾发掘出汉纸,但当时还不普遍,及东晋末太尉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公文就都用纸书写了。纸质公文的出现,是一大进步,纸既方便、低廉,又可写较长文章,还产生了公文的折叠、卷轴、骑缝、修改等制度。到印刷术普及后,就更加显示了它的优点,从而延传至今。八、未来公文,包括图片、录音带、录像带,以及使用电脑计算、记载、书写、传递、保存的公文,这个时代正在到来,将会带来公文制度的重大变革。但今天还难以总结,故统称之为未来公文。

        古代公文数量浩繁,究竟有多少篇章,无从统计,宋人编撰的《文苑英华》,篇帙达千卷之多。上自肖梁,下迄晚唐五代,选了2200人作品近两万篇,其中除诗赋外,公文为主要部分,选入了不少制诰、策问、判、表、牍、状、疏、露布(即布告)、移文、启、檄、议颂、铭、箴等公文或公务应用文。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到六朝止,共统计了三千四百九十七个作家写的七百四十六卷文章,其中约二分之一以上是应用文;应用文不全等于公文,但大部分是公文或接近公文的“准公文”。到了明清以来,由于时代较近,典籍保存较多,各种中枢及地方档案汗牛充栋,许多档案存放库中,几乎没有人翻阅过,可见古代公文卷帙浩繁,远超过文学作品若干倍。

        古代公文的种类、文体,由于历朝体制不同,变化频繁,难以简要地准确概述。大体上周王朝时国家机关较前强化,典章制度也较完备,出现了“典”、“漠”、“誓”、“命”、“训”、“诰”等下行文。春秋战国时又出现了反映时代变革与各国兼并斗争的一些新文种,如“檄移”、“盟书”等。秦汉时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巩固,对公文名称、种类、用途、体式、行文手续均有严格规定,下行文主要有“制书”、“诏书”、“策书”、“戒书”等;上行文主要有“章”、“表”、“奏”、“议”等。刘勰《文心雕龙》称“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实际上“章”多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公式化文章,“表”与“奏”的用途极广,“下言于上曰表”,凡臣下向皇帝陈述事情,诸如论陈、劝请、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讼理、弹劾,几乎都可用。“表”与“奏”实际用途难以区分。“议”则是规划政治,陈述不同意见时用,逐渐向政论文的方向发展。

        此后历代还有“启”、“笺”、“牒”、“符”、“贴”、“咨”、“呈”等等上行文,反映了地方机构日益庞大,上行文的应用频率大大超过了下行文。至于专用的财经文书,从战国时期的“木券”到明代的“赋役黄册”,清代的“会计册”,以及专用的政法、军事、外交公文,品种越来越多。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9)开始承认了电报文书。农民起义政权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义和团的“传单”等,也属于古代公文中的特殊分支。

        公文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文学作品,优秀的公文名篇,诸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晋李密的《陈情表》、唐初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固然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卓越的艺术特色。但它们毕竟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出的实用时文。从公文角度去检验这些文章的优劣,主要应根据它们所达到的最后实践效果,而不仅在于主题意义是否正确,谋篇布局是否谨严,辞章文采是否华丽。一篇公文“文”与“道”再好,却不能实现它的政治目的,达到一定的公文意图,像胡诠《戊午上高宗封事》或岳飞《南京上高宗书》那样落得悲剧的下场,恐怕是不足为秘书写公文时效法的。当然,历史情况是复杂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事论文,一篇公文的正反作用都还决定于若干社会政治因素,文章价值不能完全看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也不必把一纸公文的作用估计过高。所谓“一言兴邦”或“半部论语治天下”,正与一部电影可以卖国,几篇杂文可以复辟一样,都是唯心主义的无稽之谈。这里主要是借以说明,研究公文首先要从公文的角度去研究,而不能仅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罢了。刘勰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过:“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篡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实际上已选入了大量公文,也论及了公文的写作要求,然而他却说公文乃“艺文之末途,政事之首要”,不大愿意从政治角度去研究公文,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公文学乃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入口,正如马克思讲过的,实际上也是“地狱的入口”,岂止“末途”,实为“险途”,你去赞扬魏征的谏疏,势必要剥掉一点唐太宗的灵光圈,尽管还是肯定了唐太宗,却是朱元璋以至雍正、康熙皇帝都不大喜欢的,又哪有研究几篇小品飘洒自如,悠悠自在。

        至于公文写作,既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或者说有其自身的特定写作要求和理论体系。首先,公文是公对公的官文书,它与其他文体不同,不是作家个人自由创作的产物。即便某些公文署了作者个人的姓名,或体现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例如诸葛亮的《出师表》,然而它仍然是官文书,它首先是下级对上级的上行文,它谈论的是国家公事,诸葛亮不能超越自己的地位身份与职责权限去写《出师表》,也不能违背蜀汉的基本政治纲领去乱提建议、发表政治主张,否则哪怕是诸葛亮,也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是与一般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大不相同的。其次,公文的实质是一种工具,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目的而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手段。公文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尽相同。下行文主要是靠发文机关的权力,因而常带有强制性。即所谓令出如山,令行禁止。汉武帝颁发《求茂材异等诏》,你下级赞不赞成都得执行,充其量阳奉阴违,而不能公开反对。但也不能单纯以势压人,搞瞎指挥,那并不利于政策的贯彻,所以,也有一套写作学问。古代的上行文则由于所企图施加影响的客体对象是上级,甚至是封建暴君或昏君,这就复杂难写得多,魏征如何进谏于唐太宗,林则徐如何说服道光皇帝下决心禁烟,以及李斯如何谏逐客,李密如何辞官不就,写法是各自不同的,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学问。而这些学问,主要地并不在于写作技巧,而属于一种"文外"的功夫。这种文外功夫,大致包括形势分析、对象心理分析、利害策略分析与文章内容的可行性分析等四个方面,说到底就是要紧紧围绕行文的目的意图,讲究政策性和有针对性,使之"可行",才有利于达到目的。在这里,政策性与针对性是比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重要的东西,这也是公文与其他文体大不相同之点。第三,前已述及,检验公文写得好不好的标准,主要应看它的实践效果。亦即它是否达到了制订、起草时的创作意图,对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而且这种效果的时效性很强,凡是短期内达不到目的意图,不起作用的公文,应当认为是失败之作,这也是与其他文章不同的(当然,"实际效果"不是简单地指公文所提出的政策措施都能实现,如骆宾王不管怎样写檄文,也不可能推翻武则天,但它的檄文能煽动民心并使武则天看后震动,也属于达到了檄文的效果。)同样,"短期"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要完全等同于“立竿见影”。相对而言,其他文章的目的性不一定很明确具体,时效性不一定很强。《红楼梦》可以在若千年后引起重视,而且有的把它当成***,有的研究它的佛学、服装、月饼,而公文则不能写得这样模糊、含蓄,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时机一错过,就只能进档案库变成“文物”了。

    如上所述,政策策略性、针对可行性、时效性这三性再加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或统称为“五性”。构成了公文写作学的主要内容。怎样才能写好公文(当然,这不是指一般事务性短小公文),就必须把这五个方面当作一个有机“系统”去研究,而不能仅仅说什么“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只强调文章形式与文人写作个性,或像肖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那样,只讲构思、讲文笔,就能提高公文写作水平的。明确了上述公文写作的特殊个性,有助于从整体出发,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下面仅就四点作一简述。

        第一,公文的政策性与针对性

        古代优秀公文,在内容上多体现了强烈的政策策略思想,在写作上有明确的针对性,从而能较好地达到它的创作意图,实现它的政治目的。我们试以林则徐《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分析。在这篇着名的奏稿中,林则徐是怎样向道光皇帝陈述自己禁烟的视点主张的呢?他着重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奏稿的核心部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两句话,点出了清王朝如再不禁烟,将会出现的“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两大问题,而这两点恰好是涉及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正由于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不能不多次召见,反复权衡,最后下了“禁烟”的决心。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包含了对鸦片战争前夕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朝廷内部禁烟与弛禁两派政略的反复探讨,对鸦片危害的充分调查研究与对道光皇帝心理的深入剖析。这样的几句话,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又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的角度去讲的,策略思想水平也是很高的。不妨设想,林则徐如果只从道义上、理沦上去阐述鸦片之危害,或仅从人民群众受烟毒摧残的角度去提出倡议,哪怕存屈原贾谊之才,文童写得再好,也只能落得屈贾遭遇,不见得有这几句话顶事。这种公文的构思与写法,在现代公文中其实是常用的。我们说:如不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巩固,而且还可能倒退……;如不制止不正之风,就可能……等等,不都是同一思路、写法吗。第二,公文的说服力与真实性

        真实性是公文写作的根本原则,古人早就有“修辞立其诚”,“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事以明核为本”等说法。历代中枢,汉宣帝曾下诏反对公文“增辞饰非”,隋文帝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都指出了这点。公文特别是政策性很强的上行公文中,当下级向上级阐述观点、有所谋净时,由于他驳斥的是上级甚至是皇帝,它必须有充足理由,也就是说要充分地以理服人,但这""的基础却是事实,而绝非空洞言词,空谈道理的公文大抵只能供后人欣赏颂扬,当时却多半不会有好效果的。亦即公文上行文成败关键,从内容上讲在于所阐述的主张,提出的政策是否符合上级方针和利益;从写作上讲,在于所选用的材料论据,是否真实,使人信服。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真正有政治力量,李斯《谏逐客书》可谓楷模。

        秦始皇听信谗言,或者说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去考虑,打算把一切“外国”客卿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上蔡人,自亦在被逐之列,在这个严峻的政治背景下,他写了《谏逐客书》,运用了大量历史的与现实的事例,反复就“逐客”政策是否得当。向秦始皇进行利害对比,他从“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开始,接连选用了秦国历史上四位任用客卿而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君作为论据,援古证今,文章写得很有力,而且所举这四个国君都是秦始皇的老祖宗,这些事例货真价实,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接着,李斯又写了: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悦之,何也?……等几大段,逐步从珍宝、美色、音乐等方面,驳斥了“逐客”政策的论据,指出逐客政策绝非“跨海内,治诸侯”之术。在这里,一般文学选本多从文学的角度欣赏文章的铺陈,或反复赞颂“致、有、垂、服、乘、建、树”这七个动词的生动灵活运用,而很少指出,作为公文,真正值得学习的,乃是它所举的这些事实,百分之百都是秦始皇自己的生活真实。这才是它的说服力之所在。《谏逐客书》最后的结论:“逐客以资敌国,损国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文章是“批逆鳞”,企图改变国策的文章,所用的口气是很严厉的,而秦始皇竟能接受,不仅在于李斯旁征博引,授古论今,而主要在于所引论据内容的真实可信。我们也不妨设想,假如李斯所选论据有一点浮夸,或不能为秦始皇所承认与信服,李斯恐怕早被赶出秦国,或竟落得韩愈、胡诠、岳飞的类似结局了。岳飞《南京上高宗书略》或许是伪托之作,他要求“车驾还京”、“亲帅六军”去到前线打仗,以及“迎还二圣”等等,显然是既不符合南宋王朝的国策,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它大义凛然,然而缺乏真实可行的基础。至于胡诠《戊午上高宗封事》,痛骂皇帝像“犬戎藩臣”那样“尽污夷狄”,“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并直截了当要求杀掉当朝丞相秦桧等人,这是一种“死谋”,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是“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候斧钺”,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效果,连金人读后也惊叹“南宋有人”。但这两篇公文都是讲大道理的,对赵构这种君王除了加重他的疑虑而外,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第三,公文中“情”的运用

        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公文大多是“官样文章”,“晓之以利害”可以,抒情则大可不必,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公文的种类繁多,其写作方法的变化运用也是多样的,古代公文中也有一些名篇采取了“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手法,去实现作者的目的意图。如果说《出师表》的“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多少还有点公式化气味,那么李密的《陈情表》则是真正“以情动人”公文典范。李密是个“少仕伪朝”的“亡国贱俘”,连起义人员都够不上,晋武帝看上了他的才华名望要征他做官,他不想马上去当官,需要观望一下,这有当时的具体原因。但在“诏书切峻,责臣通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的情况下,李密如以任何其他理由方式表示不愿当官,都必然会有杀身之祸。他所能采取地唯一办法,是直接向晋武帝上书,向其他任何地方官请求都是无效的,这就是《陈情表》的写作背景。而这种“不受抬举”式的上书,是不能像李斯、林则徐那样去讲利害、写论文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动之以情”,利用晋武帝的种种心情、弱点,去巧妙地、策略地打动对方。我们仔细地分析《陈情表》,就可以看出李密确实绞尽脑汁,熬费苦心。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自己悲惨的童年,以求打动晋武帝的“怜悯”与“同情”;接着陈述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以求解除武帝的疑虑;再则歌颂圣朝“以孝治天下”给晋武帝戴顶高帽子,搭一个下楼的梯子;再表明自己本为“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这等于臭骂自己本来是追求升官发财的小人,真正清高的封建士大夫是不会这样臭骂自己的,这也无非再进一步解除疑虑;最后以“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给晋武帝许愿,再搭一个楼梯,也为自己日后出山当官留下伏笔,从而终于达到了“辞不赴命”的文章意图,晋武帝不得不改变了金口玉言还赐给奴婢二人。李密的“孝”大概也是真实的,否则他不敢也写不出这样情真意挚的公文来;但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忠臣”不能马上去“事二主”,犹如寡妇不能当天改嫁,大约也是生活的真实。像这种主要靠“以情感人”的公文,是通过“情”为手段,进行的一种高度政治斗争,虽属公文的特殊写法,却也有一定借鉴价值,今天的某些公文,实际上也还是要讲“情”的,如《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从一开头: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段段都是讲情,讲兄弟之情、同学之情、三次国共合作之情、民族爱国之情等等,从正、反、侧许多不同角度讲;从过去、现在、未来讲,是很值得学习研究的。

        第四,公文的“简练”问题

        古代文论中对文章要写得简明精练的论述极多。刘勰讲“文以辩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朱元璋一再反对繁文之弊。太平天国特别批判了那些空聘其华,舞文弄墨的夸夸文章。古代公文篇幅短小,用语精确,言简而意赅,是一大传统特色。殷商甲骨文有的只有十来个字,就包含了情况、理由、办法。据统计:《谏逐客书》705,《出师表》679,《陈情表》475,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68,都已是千古大文章。当然,古人用文言写公文,今天用白话,而且我们今天所见的大都是古代公文的精华,文笔自是十分精练的。古文也有又臭又长的,如朱元璋《为公文革弊习谕》一文中所谈到的明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书陈事,长达17000,其中近16500个字都是废话,以至挨了朱元璋的屁股板。还有古代的八股公文,等因奉此,空话连篇,也是不可取的。但总的来讲,言简意赅实为古代公文的又一重要特色,像刘邦入关中的《约法三章》用“杀人者死,盗及伤人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十六个字,宣布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为汉家天下争取了民心,促进了开国政权的巩固,这样的文笔无论如何是值得学习的。“简练”不是公文写作的唯一原则,文笔精练是为公文目的服务的,简练也并不影响文章的文采,古往今来,短公文往往比长公文更讲究辞章文采,更难写得多。从古代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名句,诸如骆宾王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魏征的“居安思危”与“载舟复舟”,李密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已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这些几百字的文章,除表达了重要内容,创造了众多名言警句外,有的公文写得有声有色,有铺陈,有变化;有的写得有叙有论有情,本身同时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像丘迟《陈伯之书》,抒情写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简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今天搞“四化”建设,时代节奏大大加快,党和政府一再要求搬文山、填会海,把公文写短一些,写精一些,是可以从中有所借鉴的。

        古代公文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说到底,古今公文都首先是“订”出来,而后才“巧”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机关,社会主义公文是我们用以“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法规,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总结经验”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与任何封建、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公文建设只能走自己的路,研究自己的特色。加之它的历史还不太长,即便从江西苏区算起,也才只有几十年历史,社会主义的公文学还处于发端初创阶段,若干理论问题尚待研讨。我们学习古代古文,归根到底是为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取它的经验教训,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文学的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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