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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文化运动对公文写作的影响

2010-10-18 08:00:00  浏览次数:

宋代古文化运动对公文写作的影响

    宋中、后期,在当时声势颇大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文章及公文写作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宋代大儒的各种文集中,有关文章及应用文写作的论述日趋理论化,已经从经验、感性的层面逐渐向理性的层面发展。与此同时,在写作理论的指导下,宋中、后期的公文逐渐形成了浅易平实、议论准洽、更加适用于政务需要等特点。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割据,恰如宋太祖赵匡胤《咏初月》所说: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人民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而统治阶级又采用了较为缓和的统治策略,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为了粉饰太平,宋初提倡诗赋。这样宋代的诗人便继承了晚唐、五代的风气,终至形成了以杨亿为代表的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西崑体。
    
随意拾掇一篇《代中书谢寒食赐御筵状》(杨亿,《武夷新集》卷18),即可知西崑体之浮艳、艰涩。其文如下: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传圣旨,就臣私第赐御筵者。火禁聿修,方遵于时令;宴私云洽,曲被于天慈。衡门供帐以生光,鼎食素餐而是惧。此盖皇帝陛下向明求理,逮下均恩,爰当出沐之辰,曲霈分甘之惠。大官先置,曷胜推食之仁;小人属厌,但极饮河之量。荷照临之所及,实循省以增荣。
    
此为答谢寒食节皇帝赐筵而作的客套之辞。全文拘于繁缛,堆砌辞藻,极尽精工靡丽,华而无实。
    
与此同时,对立的复古主义也正在发展。虽然自韩柳后,古文运动的高潮已低落,但其影响并未衰绝。五代时的牛希济指责当时唯声病忌讳为切(《文章论》)的文风。宋初,柳开、穆修更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反对当时流行的浮靡的文风。当时才华横溢、创作丰富的王禹偁也十分鄙夷唐末以来的浮艳文风,他认为文自成通后,流行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五哀诗》)主张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张扶书》)。
    
宋中叶,古文运动的领袖是欧阳修,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称文忠公为今之韩愈。他不但力行政治斗争、还倡导文风的革新。在中举之后,欧阳修就与尹洙等一起反对当时的风尚并提倡写作平实朴素的古文,并补缀校定了韩愈的文集以作标榜。此外,嘉祐二年,欧阳修在知贡举时,还通过科举来提倡平素的文风。在其影响下,产生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等作家。他们共同推动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以至于达到了学者非韩不学(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的地步。促进了当时的文风由晦涩华靡向平易畅达的转变。 
    

    
封建时代的文学大家多关心国计民生,他们在为文章时讲究强调文以载道合为事、为时而作,强调经世之用。宋代的文学大家也不例外。正如叶适所言: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徐师曾,《文体明辨·文章纲领·总论》),真德秀也曾说:文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徐师曾,《文体明辨·文章纲领·总论》)。他们开始并不以创作诗赋为要,而是致力于经世的文章,也就是从事公文性质的写作,以写诗作赋为消遣;只有当政治失意之后才余事咏诗作赋以寄失意情怀。
    
所以,文学大家的诗赋之风是其公文风格的反映。他们有关文体写作方面的论述也是对公文写作经验的总结与升华。
    
宋朝有关文章及公文写作的论述以较前代丰富,并且有较大发展。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虽然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和主张,但又有所前进。由于受宋初柳开、石介反对章句之徒的影响,欧阳修继续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他在借助于儒家之的旗帜,来反对内容浮薄的文章之外,他还有所前进。文忠公解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时,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认为道胜文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认为有即有文:甚至他曾说: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直接否定的独立价值。这就更加清晰、中肯地指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批驳了倪思的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徐师曾,《文体明辨·文章纲领·总沦》)以及其他众多文人抱守的重形式、轻内容,从而流于形式的错误观点。
    
欧阳修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在公文拟制的过程中,他不遗余力的力行自己的主张。文忠公公文传世闳富,其中尤以为皇帝代拟的诏、制、敕为多。针对仁宗朝民力匮乏、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现状,文忠公受命拟制了《劝农敕》(《欧阳文忠公集》卷79)提出了厚农桑、严格吏治、宽舒民力。其文如下:
    
朕惟德之不明,而至于用武,久兴师旅,重困黎元。有闵民爱物之心,谁能副予意者;有信赏必罚之令,今将举而行之。朕言有条,其听无忽。夫农,天下之本也,凡为国者莫不务焉。要在节其用则易充,勉其力使不匮。今夫食者甚众而输者已殚,劝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尽更犹不给,而半为游惰之手;使岁常熟犹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调敛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者缘以诛求;赋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为烦费。农者有几,害者若兹,欲宽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岂无术乎?体予兹怀,望尔良吏,自今在官有能兴水利、辟田荒、课农桑、增户口,凡有利农而弗扰者,有司具为赏格。当议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辟,桑枣不植,户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于宽,朕久患之,方思革弊。而毋犹习旧态,慢我新书。此匪虚名,必期责实。凡为条约,告尔既明,赏吾不欺,罚尔无悔。
    
全文骈散兼行,结构严谨,不饰典故。而情理自明。在《相度并县牒》、《相度铜利牒》(《欧阳文忠公集》卷115)等公文中,都可见文忠公以内容为重的特点。
    
在欧阳修的影响下,王安石也致力于变革当时的文风。他认为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他强调文学应为社会服务,而形式之美只能从属于此;形式的最终使命,是促进文学服务社会目的更好的得以实现。王安石也正是如此实践的。他的《上仁宗皇帝事书》、《答司谏议书》以及《本朝百年无事劁子》等,历来为学者所咏颂。它们具有强烈的现实作用,并且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简洁,历来被称为宋代典范之公文。
    
王安石曾任宰相,其传诸后世的公文中也多为皇帝拟制的表、制,以及用于上奏皇上的状、劄等。在《乞改科条制割子》(《临川先生文集》卷42)中,介甫针对北宋中期的形势、朝政的不当,特别是人材选拔所存在的弊病,提出要改革科举制度。其文日: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庶几可复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于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乡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
    
在劄子中,他先提出了改革科举条制的原因,即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而后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全文说理畅达,言辞中肯,不可更易,并且使公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功用与长处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苏轼的文章观同样体现了宋代古文运动文从字顺、自然平易的要求。苏轼曾直斥宋之浮靡文风日: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宋史》卷一百八)他曾多次论及的关系,认为:意尽而言止,天下之至言也(吴讷,《文章辨体·诸儒总论作文法》);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46,《答谢民师书》);在《答王痒书》中他也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他说自己的文章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其实,因宋代理学兴盛,讲学明理已成为他们的主要事务。而说理贵在浅易,所以,宋代的文章欠弘丽长议论不足为怪。
    
苏轼曾通判杭州,又曾知密州、徐州,并曾为哲宗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在任职的过程中,同样形成了大量的公文。其《其擢用林豫割子》(《全宋文》卷1881)文如下:
    ……
臣窃谓才难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财赋,除盗贼,干边鄙,兴利除害,常有临事乏人之叹。古人有言: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见承议郎监东排岸司林豫,自为布衣,已有齐节,及其从事,所至有声。其在涟水,屏除群盗,尤著方略。其人勇于立事,常有为国捐躯之意。试之盘错之地,必显利器。伏望圣慈特与量材擢用。若后不如所举,臣等甘伏朝典。取进止。东坡洞悉历史,为人正直不阿,勇于直言。为了荐举人材,他先指出了历代用人之弊——“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而后则言明请求擢用林豫的原因。全文析理透辟,论证严密,情理交融,雄辩滔滔,不容质疑。
    
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公文拟制的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宋朝诸臣奏议》为南宋赵汝愚及其僚友所厘定编成,窥斑见豹,从诸臣的奏议中可见其时之公文特点。《宋朝诸臣奏议》中,同属天道门灾异类的奏议,在元丰前后的文风已频为不同。其《天道门·灾异一》共有八篇奏议。是为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田锡、赵普、王禹称等人所作。其文中事多铺陈、词多艰涩、语多华丽,惟有田锡《上太宗应诏论火灾》、王禹称之《上真宗论黄州虎斗鸡鸣冬雷之异》稍为平实。而《天道门·灾异八》有文十一,是为哲宗、徽宗朝之奏议。是时之章,已出现文切实用、短小,行文浅易等特征,当然其中亦仍有梁焘《上哲宗论日食》、范祖禹之《上哲宗论畏天》等几篇较为华丽,但已较元丰前之文风多有改观。
    
由是,在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文人学士无论在咏诗作赋或是写作公文时,大都抛弃了宋初的华丽空洞,以致形成了宋中、后期文从字顺、自然平实的文风。 
    

    
文学始终不是封闭的事业。文学大家们大都经历了学而优则仕,任职官府,从而成为文书高手的过程。其文章之风代表了他们的公文特色,他们所作公文的风格特点也是他们文风的组成部分。一个朝代的文书语言风格对应于其时的文风,宋朝的文书特点也就带上了长于议论、晓畅透彻、议论准洽等特点。
    
但同时,由于宋代以明理为重,为了将一件事情讲得周全、完备,常不惜笔墨、不厌其详,这就使宋代公文语言失于烦琐、冗长。
    
由于宋代一批文章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承继唐代古文运动,反对四六文体骈俪之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公文拟制的语体。虽然还未完全打破四六文的统治地位,甚至欧、王等文学大师在撰写公文时,也还用过曾经流行的四六文。但是,长于议论、不重典实、遣词平易已经成为宋代公文的特点,扭转了前朝公文的华丽、艰涩,使公文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加适应于政府事务快捷、准确的需要,促使了公文向健康、适用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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