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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三峡——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与挑战

2012-11-29 08:00:00  浏览次数:

穿越历史三峡——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与挑战

桂维民

早就听说哈佛大学是一所历史比美利坚合众国建国时间还早140多年的名校,这次有幸到波士顿来,走进哈佛,近距离的感受和了解这所学校,非常高兴。上午我考察了肯尼迪学院,并与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危机研究中心主任阿诺德·休伊特(Arnold M Howitt)教授和史蒂芬·凯尔曼(Steven Kelman)教授,就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合作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下午在可铖副主席的陪同下参观了哈佛图书馆和商学院、法学院,使我对哈佛有了鲜活而深刻的印象。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日本媒体说,今年中国政治最重要事件和最大悬念揭开了帷幕;德国媒体呼吁:醒来德国,中国又有了新一届的领导人;新加坡媒体评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演说平实,不谈口号,只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福祉与反腐,为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和下一个十年拉开了帷幕……

    其实,不仅仅是十八大,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无不引起世界热议。从辽阔的非洲大陆,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从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到美国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关注未来中国的走向。

    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现象,那么,“解读中国”,就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浩瀚神奇、复杂多元……今天,很高兴应邀做客哈佛第三期“中国文化沙龙”,与大家聊聊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风险和社会管理,特别是公共危机管理问题。事前,主办方给了我一个单子,汇总了大家所提的24个问题,希望我能在演讲中予以回应,我尽可能在下面介绍的内容里兼顾到大家的要求,并留点时间来回答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1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

    这种变革,社会学上叫社会变迁,它呈现多向度的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经济转轨: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增长转变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以人为本、全面统筹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体制转换: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全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推进改革,体制机制创新,进入一个根据实践发展对制度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的新阶段。

    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状态向现代化社会形态演进,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公民社会兴起到阶层细分、人口流动、社区整合、生活方式转变,人本理念、以民为先、公平公正、和合包容的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全民追逐幸福的愿景,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谐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3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创造了“和平崛起”的奇迹。

    “中国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震撼,因为这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和五千年文明史国家的崛起。它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其实,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文明重建的故事,讲述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2002-2012)的变化,用时间来丈量,10年只是沧海一粟;以事件来刻录,10年则可能成为永恒。

    10年,中国走过的路很不平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极不平凡,战胜了一系列严峻挑战,经济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经济实力上,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年均增长3.9%的增速; 2004年以来,中国GDP相继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份额由4.4%提高到10.4%;人均GDP1135美元增加到5432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民生上,全国财政10年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支出累计达16.47万亿元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正在变为现实。

    ——综合国力上, 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第五大对外投资国 ……从三峡工程竣工到青藏铁路通车,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到上海世博会,从“神舟”飞天到“蛟龙”探海,从超级计算机到基因测序等前沿科技实现重大突破,从南水北调到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捷报频传,中华民族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10年的变化,是30多年改革开放所走过道路的必然发展。1978年,当中国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时,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质疑说:他们的目标几乎不可能按期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2008年,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时代》周刊又发表文章说,当奥运会主火炬点燃时,世界见证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中国回来了——在荣誉的光环下。

    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世界性大国的崛起轨迹,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起伏变化是动态的,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成败有其内在的规律 。

    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做过统计,近20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大国。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1820年中国GDP199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接着依次是印度1109亿美元,法国373亿美元,英国348亿美元。当时,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很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20世纪初,世界各国热议这100年的领先国家,当时看好的是美国和阿根廷,最终是美国胜出。美国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心,资源丰富的环境为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根本是美国的开放和创新,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几个关键时刻,美国抓住了机遇,成为世界“巨无霸”。而阿根廷在“二战”以后,一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作为南美的第二大国,阿根廷自20世纪30年代起出现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的局面。在上世纪90年末的“金融危机”中,阿根廷经济崩溃、政局动荡,半个月五易总统,社会不稳、内乱不止。这两个国家一胜一败,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由此,想到了“历史三峡”说。这是旅美华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先生解释中国社会转变的核心词,特指中国社会两次约为200年的大转型。 他认为,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可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两个“历史三峡”期。 大约春秋战国以后到汉昭帝之间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历史三峡”期,实现了由诸侯分割到大一统的郡县制的转变,一直到汉武帝之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历时200余年,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才相对稳定地延续下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犹行秦法政”。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期。辛亥革命推翻帝王专制,政治经济转型开始,经历了曲曲折折。这一转而百转,大约也要持续200余年,一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可能大体结束。

    不知道大家是否去过中国的三峡?整个三峡都是高山、峡谷、险滩、暗礁。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的说法。如果把“历史三峡”比作社会大转型,那么,1949年以前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像一艘行进在瞿塘峡和巫峡的大船,穿越了曲折雄奇、险峻的峡谷;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就是三峡中的最后阶段——西陵峡,这一段“奇”、“险”而壮美,看似天高江阔,实则滩多流急、扑朔迷离。古诗中形容“西陵峡中行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所有的风险、矛盾、纠结、艰辛,都需要在这里缓和、化解乃至消除,这也许是三峡中最漫长、最艰难的一段。只有走出“历史三峡”,方能“直挂云帆济沧海”,进入江天一色的太平洋,实现中华民族史上又一个相对长治久安的平稳发展期。

    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应对挑战、战胜危机的历史。1840年以来的苦难,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60多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束了落后挨打的时代;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告别了贫穷挨饿的时代。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都在预测,哪个国家将有可能在21世纪领先?国际社会普遍看好金砖五国。经济合作组织前不久预测,中国和印度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壮大,一些西方人嫉妒、疑虑、恐惧的情绪进一步加剧,有点“羡慕嫉妒恨”。他们刻意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干扰中国前进步伐,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甚至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今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闹剧不断,先后采取“命名”、“登岛”、“视察”、“慰灵”等一系列密集动作,直至今年9月宣布完成所谓对钓鱼岛“国有化”进程。其实,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弱肉强食不应该是人类的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的未来。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文化多样化、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让世界变得更平。有专家分析,使世界变平的十大力量,正把整个世界紧密糅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正在掀起第二轮变平的浪潮。

    人类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过二三百年,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工业化社会。但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加起来只有13亿左右,约占世界人口的20%。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按当时价,美国用了100年,日本用了68年,韩国用了25年,而中国只用了5年的时间。当然,这里有个美元的含金量问题,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每盎司黄金35美元,这几天每盎司黄金1715美元 。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指出: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 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用10年就实现了。

    现在,不少人在问,中国GDP什么时候可能超越美国?一些国际机构分别给出了时间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11.15. 俄罗斯之声):2012年年底中国就已能超过欧元区,再过4年,中国将于2016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1.5.5国际在线消息) :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GDP将于2016年超越美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1.12.28):在21个主要经济指标中,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一半以上,并且预计到2025年,中国所有主要经济指标都将超过美国。

    对此,我们应正确认识中国,增强自信、保持自省、迈向自强。按总量说,中国的“蛋糕”不小,按人均分,中国还很落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GDP在全球排第77位。2011年,世界总的人均GDP9491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只有5432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2%。而美国人均GDP48387美元,居第14位。中国拥有与美国一样的土地面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还要养活世界上1/5的人口。中国与世界前10位相比,部分发展指标还有很大差距:2011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在101位、可持续发展指数121位、全球竞争力26位、清廉指数75位。2012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于10分满分中获近8分,其它北欧国家亦高踞前列位置。中国台湾排名46位,中国香港排名67位,中国内地则排名112位。

    伦敦奥运会后,有人预言中美之间的百年竞争已拉开序幕。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连续战胜了两任实力排名世界第二的挑战者,通过冷战击败了苏联,通过经济和战略运筹控制了日本。中美两国换届选举发生在全球经济疑难未解,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导致中美实力对比及世界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会不会成为受“老大”遏制的第三个“老二”呢?我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虽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未来一段时期,双方的竞争和利益碰撞仍将在所难免,但中美之间已经存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中美领导人换届不会导致两国彼此间外交政策发生重大逆转。

    中共十八大强调“三个没有变”,就是“我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包括中国人自己的骄傲感也空前高涨,面对好的局面,我们别晕;另外,社会转型中还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和压力,我们也别慌。一个“别晕”,一个“别慌”,都需要的就是“清醒”,更需要有明确的前进目标和方向。

    有人说,中共十八大描绘了亿万人民福祉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了便于记忆,有个形象的数字说法,就是“一二三四五”。即 “一面旗帜”: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它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所构成的,所以,要始终坚持这个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两个翻番”: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三个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化同步”:坚持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四化同步”发展;

    “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国内外宣示了中共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四个关系中共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所强调的几个“关键词”特别引人注目。他强调“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强调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强调人民期盼10个“更”:“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一届领导人对人民的尊崇、对民生的牵挂、对重托的敬畏,无不真情地告白出来

    2. 中国社会转型面临一系列新课题

    中国已迈入小康社会,但这一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带来巨大挑战。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5000美元门槛后,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与时俱进的核心价值?遭遇了信息多元的时代,如何增进社会的诚信体系?这都是躲不开、绕不过、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这里,我主要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谈点情况。现在中国社会管理存在的“四个新课题”:在经济层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如何妥善解决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社会层面,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如何妥善解决由社会领域深刻变化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在思想文化层面,从舆论一律到求知、求新、求变转变,如何针对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更好引领社会思潮、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打下牢固思想基础?在工作层面,从重管理轻服务、重治标轻治本、重事后处理轻源头预防到公共治理的转变,如何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由此,社会管理方面表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

    第一,人民内部矛盾多样多发。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性事件20817起,涉及触点多、燃点降低、事发突然、组织性、关联性、对抗性增强。

    第二,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农民外出打工2.3亿,流动人口数千万人,一些地方的流动人口犯罪占60%左右;农村留守儿童5800万;社会闲散青少年2820万,其中有不良行为的115万,流浪乞讨26万;刑释解教人员380万;老龄人口1.8亿;常驻外国人口50万。

    第三,社会安全感下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法学专家说,我国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5个犯罪高峰期,从1989年至今一直在高位徘徊。2010年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597万起,比上年上升7%,侵财、经济、暴力、组织犯罪突出。

    第四,公共安全事故频发。2010年全国发生安全生产事故36.3万起,造成7.96万人死亡;食品医药安全问题突出;全国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448起,病例238946例,死亡1004人;自然灾害严重,共造成4.3亿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7844人,紧急转移安置1858.3万人次。应急减灾能力亟待加强。

    第五,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大量增加,但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跟不上,一些企业接连发生停工、聚集、上访事件,有的社会组织插手和炒作社会敏感问题,引发社会事端。

    第六,信息网络建设管理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有5.31亿网民,8.59亿手机用户,博客用户超过2.94亿,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网上犯罪、网上炒作、网络安全问题突出,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直接影响会越来越大,加强虚拟社会管理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第七,外部势力千方百计插手渗透煽动。近一个时期,一些西方政要、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利用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通过互联网在境外指挥,借热点难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加紧对中国进行各种发难、渗透和煽动非法聚集活动。他们把炒作敏感问题、插手热点问题与煽动维权活动、街头运动相结合,竭力鼓动“工人罢工、农民维权、冤民上访”,图谋搞乱中国,给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易发多发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代价支付。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为公共危机。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使突发事件不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全媒体瞬间聚焦放大,草根拍砖、跨境讨论、网上围观,使事件的“蝴蝶效应”凸显。公共危机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危机产生的危害越来越大,危机的国际关联度越来越紧。

    “科斯定理”认为,制度安排各异,人们的行为或选择便不同,随之产生的价值与代价也会相异。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于使矛盾的两极之间维持一定的均衡,这是有道理的。减少、消化社会转型的代价,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推动制度创新。早上与阿诺德·休伊特(Arnold M Howitt)教授和史蒂芬·凯尔曼(Steven Kelman)教授交流中都谈到,提高社会自主管理能力,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关键是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国社会组织所面临的“成长的烦恼”,有思想观念、法规政策、体制机制、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其中,体制机制缺陷是社会自主管理能力薄弱的主要根源。非政府和中立自治等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也是其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前提。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清晰地揭示了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的关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公共服务直接针对的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匮乏性问题,从正面直接满足民生需求,更多涉及社会建设的内在功能;社会管理针对的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问题,通过避免和化解负面因素(如社会矛盾、公共安全)间接服务民生,更多地涉及社会建设的内在结构。

    结构会制约功能的发挥,甚至成为功能发挥程度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中国社会建设中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要通过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来改善社会建设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思路是“四个加快”: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3. 积极化解走向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高风险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基础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和突发事件频发期。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明显增多。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应急管理的观点和案例。

    1)严防“社会燃烧”。这是中科院科学家牛文元,借用物理学的燃烧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观点。自然界的燃烧有三要素:燃烧物质、助燃剂、燃点。同样,社会的动乱,相当于社会的燃烧,燃烧物质是人与自然、与人自身的矛盾的累积;助燃剂是社会心理和舆情民意;点火温度就是突发事件。

    最近,宁波镇海PX(二甲苯)项目引发群体事件,告诉转型中的各级政府应正视“邻避冲突”。在中国,邻避冲突正处于多发期,邻避运动已成为城乡规划和建设中亟需正视的新现象,妥为应对至关重要。

    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去年至今,中国大陆不止一个城市因为环境问题爆发过群体性事件,环境问题之严重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激增,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减少和化解矛盾,首先应加强重大决策社会风险的评估,费力换骂之事要少做或不做。坚持群众路线是成事之基,正确化解矛盾是维稳之本,消除公众不满是固政之要,回应社会诉求是资政之举。

    中共十八大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从中可以听到一种精神状态,叫谦冲。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 谦冲,体现在以公仆的姿态,坦率且坦诚地回应人民关切的一切热点问题,不绕开焦点,不回避难点。

    2)建立健全社会“社会安全阀”。“社会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和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和制度化的机制,使各种社会紧张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好比锅炉上的“安全阀”一样,通过它可以使超过压力的蒸汽不断排泄出去,从而不至于破坏整个锅炉的结构。

    要疏通各种管道。最近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提出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依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表达权。主要有:加强国家投诉受理中心建设,构建快速高效受理群众诉求的综合平台;严格执行行政问责制 ,鼓励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严禁非法收集证据, 扩大缓刑适用范围;严格死刑审判复核程序 ,超期羁押将追究责任等等。

    要建构对社会矛盾的跟踪、梳理和化解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及时化解,不断向好的方面转化,做到社会矛盾不积累、不激化、不蔓延、不升级、不恶化,使社会处于动态平衡、动态协调、动态优化的良性状态。河南信阳市推行群众工作“四家工作法”:把信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之事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

    3)重视转型期“碎片化”的倾向。所谓“碎片化”,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从政府职能到制度设计,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出现碎片化分割,这是描述当前社会转型的一种形象说法。具体表现为利益族群、文化部落、体制机制、语言环境等社会成分出现破碎化倾向,功利主义、民粹主义、个人主义盛行。

    如何科学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预防化解社会风险的一大课题。2011年春夏,广州善待“口罩男”反对用花岗岩改路基,为广州节省了5千万元;“光头哥”拦下广州1.5亿点亮工程;“举牌哥”学着用正规的司法途径获取公民应有的权益。诚恳接受三位市民反对政府不当作为意见的案例说明,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政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核心是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进行利益对话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形成“最大公约数”。

    (4) 关注“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我国现有网民5.37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 其中,上网发帖、回帖的占网民数的31.7%,占总人口的10.6%。也就是说,约一成中国人经常在网上发声,他们构成“网络舆论”的民意基础,在他们之外,还存在高达九成的网上“无声”的中国人。据统计,我国网民年龄在39岁以下的占81.6%,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3.2%,月收入2000元以下和无收入的占66.8% 。网民的情绪容易跟着感觉走,要重视“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

    上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发现,大量的信息经活跃分子中转或过滤,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大众。这些活跃分子就是 “意见领袖”。 除此之外,还有“网络推手”,主要有三类,一是“个人推手”;二是“商业推手”;三是“政治推手”。

    近代美国史上曾发生著名的“扒粪运动”(又称“揭丑运动”)。互联网曝光在改变中国反腐格局。互联网的兴起,已成为我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数量巨大的网民变成社会重要的“扒粪者”,一大堆“黑幕”、“丑闻”和腐败问题通过网民的揭露和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使作恶者得到应有惩罚。互联网的强势加入在逐渐改变中国反腐事业的格局,提供了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而且这个监督网络在越织越密,“杀伤力”也越来越强。

    陕西安监局长在车祸现场微笑的照片被曝光,结果“微笑帝”的名表、皮带、眼镜和西服被相继晒到网上。“微笑”带来的连锁冲击:从延安“8·26”事故现场的“微笑帝”,到继而遭网友“人肉搜索”身陷“名表门”,事情过去近一个月后,这位局长被撤销职务。

    这种“隔墙撂砖”是一种情况,但要警惕“吐痰效应”的发酵。前段时间,有一位前北大教授发微博称北大院长强奸女服务员。这条微博被转发数万次:“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这样的事并非个案,暴露了当下网络空间有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炒作手段,爆这种无法证实的料,在“吐痰”中把对手的名声搞臭并借机炒作自己。

    还有一种现象,比如悍匪周克华“死而复生”的炒作,实际上暴露了网上“看客”戏谑的畸形心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周克华被击毙的地方一度近乎成了风景名胜,慕名围观的人群众多,其中不乏献身做击毙悍匪的模仿达人。

    所以,在众声喧哗中,如何让真理的声音最响亮?让政府的信息最可信?媒体对政府、受众对媒体的态度,不再是单向接受那么简单,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寻求“互信”。政府与媒体积极争取话语权,努力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就是争取“他信”。不管是“互信”还是“他信”,都要立足于“公信”。尤其在多元利益格局以及多元价值观背景下,借助媒体增强公信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社会共识,是在危机中塑造正面形象的重要途径。

    5)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雷区,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关口。有人分析,当前中国存在十大挑战,包括: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老龄化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杀陷阱、民主陷阱。

    避免转型的陷阱,就要注重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八大鲜明的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这是意义非凡的一个大战略、大举措。中国的GDP约占世界的10.47%左右,但原煤、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50%34%47%, 实际上中国生态环境的现状是相当惊人的。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到121位。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的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丧失生态安全,中国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之中。

    要包容性发展,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目前,我国有657个城市计划“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设“国际大都市”。许多大城市一圈又一圈“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张,圈土地、造草坪、盖高楼、修广场,一个个大型工程闪亮登场。结果,违法圈占土地的问题屡有发生,失地农民大量增加。这些因城市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主动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同,他们断了回到农村重新当农民的退路,变成只能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人群。

    要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现在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前所未有,要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统一,积极探索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新办法。在人格上尊重,在感情上亲近,在生活上关心,在权益上保障,在心理上疏导,努力让流动人口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成果,逐步融入城市,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要警惕“人口城市化陷阱”。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城市人口迅猛增长。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人口数量约在5.4亿左右,到2008年时,中国人口数量约为13.3亿,60年间就增加了7.9亿,增长了1.5倍。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已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

    200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当时上海浦西区的人口密度为3.7万人/平方公里,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公里和1.3万人/平方公里。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主要大城市,如东京只有1.3万人/平方公里,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0.85万人/平方公里。中共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个 “四化”同步的要求,是一个战略性决策,体现了新形势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要求。

    (6)适时建立“防火墙”。在网络中,所谓“防火墙”,是指一种将内部网和公众访问网分开的方法,它实际上是一种隔离技术。这里借用过来,是指危机中通过有效隔离手段,构建非常强的抗攻击能力。建立“防火墙”隔离危机,是控制、转化、缩减公共危机的关键环节。

    “非典”危机成为中国实施科学发展的契机。突如其来的“非典”,成为2003年春夏之交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场最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字,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2003年中国累计病例7755例,死亡730人,病死率9.%。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启动应急机制,动员全民抗“非典”,及时建立“防火墙”,隔离危机的蔓延升级,仅仅2个多月就控制住了局面,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并举一反三,由此发现了社会管理和民生方面存在的“短板”,及时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用全面、统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审视过去的工作,从而使这场危机成为转危为机的契机。

    从“非典”之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到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三个倡导”,反映了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变化。这就是: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倡导”,体现了国家、制度、道德层面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对于培育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个很好的指引。

    这种价值观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待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已成为衡量国家文明的标识。 “十一”长假,央视新闻将麦克风交给普通人,倾听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实声音。《你幸福吗》街头采访节目在央视新闻频道连续播放9天,还上了《新闻联播》,引发巨大关注与争议。从《你幸福吗》频现雷人回复,到《新闻联播》帮人寻母,再到《我的父亲母亲》中老人直言“不希望活着”,都激起了舆论的一片声浪,引起人们对身边人、对普通人的关注、尊重和关心。

    对人的尊重和关心,要求推进公共服务方式的创新: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北京市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普惠百姓。 2011年,北京市政府利用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向社会购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社会建设决策研究信息咨询服务,涉及五大领域、40个类别、300个公共服务项目。

    (7)培育危机弹性。危机弹性,就是企业、学校、社区等基层组织和社会公众在危机中的恢复还原能力,它是对于危机及无法预知的灾难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是积极、适宜、防御性的创造力。危机中弹性还原能力,可以降低脆弱性,减缓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城市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设施,尤其要提防“灾害链”造成的系统性灾难。传统灾害理论往往只注意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成灾体的相互关系及影响。而现代社会,单一因素引发灾害的事件愈来愈少,直接和潜在的致灾因素多样而广泛存在,系统灾变的链条相互关联、耦合、衍生、变异,从而造成系统性的灾难。

    这两年多地内涝暴露城市病,网民调侃:到北京故宫看海,到上海地铁看瀑布,到武汉大街捕鱼。这反映出预警防范意识淡薄 ,风险沟通机制缺乏,灾害面前脆弱性强,综合防灾机制较弱。

    其实,预警防范比紧急救援更重要,它的重点是消除危险源。在5·12地震发生时,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全校2300多名师生,仅用136秒从两栋教学楼中成功逃生,创造了减灾避险的奇迹。

    清华大学一位学者在研究艾滋病时,把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作为分析框架,结果引出一个规律,主要阐述社会等级与伤害程度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泰坦尼克定律”表明乘客的舱位等级与生还几率是直接相关的,社会等级差异在巨大的突发灾难降临之时,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社会地位越低下的人们在客观意义上的易受伤害风险越大,同时风险意识中的错误知识和恐惧成分越多。

    重心向下、关口前移是预警防范的重点。2008年,陕西率先在全国提出并推行以“四进”“五有”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应急管理模式,要求基层应急管理工作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每个基层单位的应急管理工作都要有组织机构、有应急预案、有救援队伍、有物资保障、有科普宣教。经过几年的实践,陕西省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危机弹性,还反映在灾后的恢复重建能力。中国这些年遭遇了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体现了体制机制的优越性。 2011年8月21,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四川时说,两年前,四川省遭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你们在危机时刻同心同德、相互帮助的精神鼓舞了美国人民。我坐车经过四川各地时,感到万分惊讶,你们的重建和恢复如此迅速,实在令我惊叹。

    (8)危机中实话实说。现在,一些地方危机信息传播中有6个普遍问题: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 ,时间上不及时说, 内容上不真实说 ,态度上不端正说 ,有关领导不让说 。这 “6不说”,就把有限的时间、空间、话语权让渡给了不明就里的网民,危机舆情出现指数式扩散效应。

    要把握“黄金4小时”法则。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 危机舆情的发展有5个阶段: 4小时谣言四起、轮廓初现; 6小时信息多元、广泛传播; 8小时第1冲击波—议题明确; 12小时第2冲击波—媒体审判;24小时第3冲击波—风口浪尖。

    谣言止于公开,沟通需要智慧。200511月由于中化吉林双苯厂精馏塔爆炸引发松花江大面积污染,致使哈尔滨市400万市民在缺水危机中苦等了4天,这种严重的水危机,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十分罕见。市政府就此事先后发布了三份不同说法的公告,结果引起市民恐慌。吉化双苯厂装置爆炸引发哈尔滨水污染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遇到突发事件,要建立“四个平台”,快报事实、重报态度、多报举措、慎报原因——

    主动发布平台:迅速说明真相,正确对待和回应舆论;新闻采访平台:不能说谎,不与媒体和网民对抗 ;舆情研判平台:关注舆情焦点,不断完善宣传口径;舆论引导平台:击败谣言,引领众言,跟进事件,查漏补缺,自圆其说。

    有人问,实话实说是否会造成社会恐慌?其实,危机管理一定程度上就是信息的管理。实话实说,不等于实话全说,而是要实话巧说,有选择的说,但一定不要用“善意的谎言”欺骗舆论、胡弄公众,结果掉进“塔西佗陷阱”。

    (9)提高应急决策能力。非常之时,应用非常之人,必用非常之策;非常之事,当有非常之为,要尽非常之责。应急决策能力包括研判力、镇定力、掌控力、决断力、统筹力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检验领导者水平的试金石。

    危机决断需要良好的“危机心态”。这对决策者是一道考政治、考胆识、考谋略、考能力的综合测试题。一般来说,危机中的决断力,一是不能鲁莽;二是不容迟疑。

    应急决策系统的有效运转有三个关节点:一是建立信息整合流转平台,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构建分类分级应急平台,条块结合、属地为主、重心向下、明确责任;三是完善快速反应、统一指挥机制,解决好现场“乱散软”的问题,形成联动协调的合力。

    应急决策一定要避免“霍布森选择”与“布里丹选择”的误区。管理上有一条重要的格言:“当看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时,这条路往往是错误的。” 霍布森选择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只有一种方案就无所谓择优,没有择优,决策也就失去了意义。避免“布里丹选择”,关键是明确标准、排好顺序,分清轻重缓急。怎样处理才能有理、有力、有节,才能避免造成决策失误?危机决断必须有多种预案,争取最好的,避免最差的,实施下来,往往是中间方案,往往没有“最优”的结果,只是“满意解”。

    无论是“非典”还是“5·12”汶川地震,重大危机处置表明,应急决策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筹力。所谓统筹力,是指在应急决策过程中以辩证的思维分析全局,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以系统的方法谋划全局,统筹安排、整合资源,形成1+1>2聚合效应的能力。这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上的统筹; 其次是组织上的统筹; 第三是舆论上的统筹; 第四是攻坚上的统筹;第五是战略上的统筹。

    最后,我用美国几位学者的观点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语。穿越“历史三峡”不仅关乎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和适应,也很少有哪个民族有它这样的事业心和雄心壮志。”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威廉·拉特利夫认为,中共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稳步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世界更期待一个稳步发展、改革张弛有度的中国。如果中国陷入社会动荡或者重回1976年以前的僵化状态,受害的将不仅是中国,还将殃及世界。美国学者莱思特·布朗在《中国对美国与地球之挑战》一文中也写到:“由于中国人口如此庞大,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在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奇迹。如果中国成功了,就能为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将为世人仰慕和效法;中国如果失败了,全世界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20121116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演讲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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