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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怎样写公文:逻辑清楚 文字兴致勃勃

2016-09-20 09:10:48  浏览次数: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在明清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曾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骆宾王。总之,这些公文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半是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因为这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面对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4月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1958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泽东指出112行、13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杯》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觉得不该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

“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公文属应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一针见血,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

  毛泽东在19511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9484月毛泽东草拟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文900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运动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800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700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100多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又长又空的文风是毁政之兆,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公文最讲平实,亦容易陷于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92日,他批示《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

  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当上官的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西晋时期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盛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

  现存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黄帝陵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宣言》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这是号召,是动员,也是抒时代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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