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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苗枫林著《中国公文学》①

2010-07-13 08:00:00  浏览次数:

读苗枫林著《中国公文学》

 

  关于公文写作及其研究的著作,近年出版几十种,多就现行公文的体式、写法、要求加以说明、介绍,而在学科理论纵深研究探讨方面加以阐发、拓展者,却属凤毛麟角。其中较引人瞩目者:裴显生《公文写作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版)。因而,苗枫林同志的《中国公文学》(齐鲁书社,1988年1月1版)的问世,就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所谓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对中国公文学的学科建立,具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之功。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公文史》专章,进行历代公文沿革争端、体制变迁、公文职官及历朝公文撰拟的鸿笔大才们的特点、贡献的研究探讨与回顾,令人取法于历代先哲们的公文撰拟的优良传统,从而加以革新;而且,在《公文的运局和修辞》、《撰拟修养》两编研究探讨的深度广度,较之其他几十种同类著作也大有拓展,使得中国公文学的学科更趋完善。

  所谓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将各类公文特点、写作要领阐发得深入、细致,较之前此的同类其他著作有所进步;而且,在范文选取方面更为典型,“讲释”也更能得其题旨。这就为现行公文的撰拟人员知所取法,指导意义更现实,更适用,更能取得良好的公文撰拟效果。

  关于公文写作及其研究的种种著述,笔者涉猎不多。然,仅就我所见过的近年出版的几十种同类著作中,苗枫林同志的这部《中国公文学》,以其研究之深入、宽阔,理论色彩更加浓厚,学术价值也更高。因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几至爱不释手。

  然而,世无完人,金无足赤;苗枫林同志这部《中国公文学》当然也难求尽善尽美,疏失之处也偶有发现,为其再版时修订得更加完善,特就一、二两编中十二处行文欠妥者提出质疑,以就教于作者、编者、读者。

 

  一、关于《尚书》的判断

 

  苗书第一章《从文学史的一个奇异现象提起》,有如下表述: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就是一部国家文书汇编。“书者,古之号令”,“尚书”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上古时代的命令。不过,按行文渠道来看,收入这部公文汇编的,从尧、舜到秦穆公期间的典、谟、训、诰、誓、命,都属下行公文,而没有上行公文和平行公文。即使这样,《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公文集,仍属当之无愧(见该书P2,以下引文只注页码——笔者)。

 

  按:本段行文总体判断失误者三,兹分述之:

  1.所谓“公文汇编”、“我国最早的公文集”云云,皆不确。考“尚书”之“尚”,通“上”;“书”之本义为记述,动词。《说文·聿部》云:“书,箸也。从聿,者声。”引而伸之,用笔写出的东西也才称为书,名词。《说文解字·叙》故云:“著于竹帛谓之书。”《礼记·玉藻》:“(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用作动词。则记载帝王言、行之载体亦谓之“书”,是为名词,专指“历史”。证据有五:

  ①《国语·周语(上)》:“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②司马迁《史记》中有《八书》,便是专门铺叙国家政体的历史文体。《报任少卿书》云:“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

  ③《汉书·艺文志》于《春秋》二十三家后序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④历代正史总称“二十四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自《汉书》至《隋书》,除“三国”以“志”称外,其余十一种皆以“书”名而不称“史”。至唐代历史也只名新、旧两《唐书》,仍不称“史”。自《旧五代史》以下之史书,方以“史”名之。

  ⑤1963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与文史专家章士钊等人谈及孔子当年教生徒“六艺”中“礼、乐、射、御、书、数”之“书”,究竟指什么,历来及时人多解为“书法”,而毛泽东同志却独迈千古,释作“历史”。真是拨云雾而见青天。征诸文献,亦莫不皆然。

  综观以上五项佐证,则“书”字本义为“记述、记载”,其第一引伸义项为“历史”无疑。则所谓“尚书”,便是“上古帝王之历史”,不过是以记言体为主而兼有记事的“历史”而已。因此,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才有“《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之论。则于《尚书》之总体判断,不宜直称“公文汇编”、“公文集”,而当作:“上古历史文献总集”,非止“公文”已也。

  2.所谓“‘尚书’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上古时代的命令”云云,不确者二:

  ①《尚书》今古文各篇并非皆属“命令”一种文体。其虞、夏、商、周四书中之典、谟、训、诰、誓、命,作用各异:典,乃专题史实之记载;谟,乃专记君臣之谋略;训,乃臣子开导君王之言论,既不必专指为公文,当然也绝非什么单纯“命令”。唯诰、誓、命三种,才是公文。诰,以上告下或勉励下级之文告;誓,乃君王训诫士庶有众之誓词;命,为君主之命令。

  ②“尚书”二字译成现代汉语,只能是“上古历史”,而并非什么“上古时代的命令”。原句表达殊为不确。

  3.所谓“从尧、舜到秦穆公期间的典、谟、训、诰、誓、命,都属下行公文”云云,殊为失当。其典、谟、训,既不必专指为公文,更谈不上“下行”;只有诰、誓、命才是下行公文。

 

  二、刘勰到底是什么家?

 

  苗书第一章有云:

 

  一千多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刘勰,就提出过这个问题(P3)。

 

  :依形式逻辑原理,在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时,不仅要注意其内涵,还要顾及外延。所以,这里首先须来正名。究竟什么是文学家?他应是对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皆有建树者之称谓;如仅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而无理论建树,则只能称为“作家”,不宜称“文学家”;如只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方面有所建树,却无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则只宜称文艺理论家或文艺批评家,而不宜称“文学家”。考,南朝梁代刘勰,据《梁书》本传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至唐初已亡佚,除《文心雕龙》之外,只有《灭惑论》(收入梁·僧佑辑《弘明集》卷八)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收入《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两篇传世,余皆无存。其实,凡属优秀作品,即使为其时统治者所忌,亦必辗转传抄而流播于世。一些作品既能迅即亡佚,其文学价值不高可知。至于传世之《刘子》一书之著作权虽有争议,或云刘勰,或云北齐刘昼,迄未定论,而《汉魏丛书》、《百子全书》、《子书百家》、《丛书集成》、《四库全书》、《道藏·太玄部》、《畿辅丛书》等本皆题刘昼,则此书著作权似不属于刘勰。准此,刘勰似不当归入文学家之列。而其《文心雕龙》一书,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文艺理论批评杰作,既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规律,又评论历代作家之得失短长。因此,只能称刘勰为杰出的“文艺理论批评家”,而不宜称“文学家”。

 

  三、《四库全书》编纂于何时?

 

  苗书第一章有云:

 

  所谓没有根本的改变,是指此后的一些朝代虽然出版了一些公文集,有的是个人奏文集,有的是断代奏文集,如明朝万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名臣奏议》等(P4)。

 

  按:此段行文表述不确者二:

  1.《四库全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纂,历时十年乃成。此为常识。绝非什么所谓“明·万历年间编纂”。况且,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社会经济、人力物力,学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水平,尚不足以从事四库编纂这一浩大工程。他们也绝不会有那般心胸和魄力去从事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此处可表述为:“《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明神宗万历年间所编纂的《名臣奏议》等”,则确矣。

  2.所谓“奏文集”云云,不辞。本当作“奏议集”,“奏”章必得论理议事,故只能“奏议”相属。宋·苏轼《东坡七集》(收入丛书《四部备要》)即涵《东坡奏议集》十五卷。《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皆立《奏议》之目,可参。

 

  四、古代书契、公文于甲骨、钟鼎之后刻写于何物上?

 

  苗书曾于三处涉及这一问题,兹分录于下而一一辨之:

 

  1.随着战国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出土大量鼎铭、甲骨文,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这些铸之于金属,刻之于碑石,镂之于甲骨,书之于简竹的文字,不论是用之于布告四方,还是藏之于秘室,其用途多属实施权力分配和社会治理的。(P2)

  2.古代的公文,是把字刻在木版上的,“中分以为信”。(P9)

  3.最早的公文总称,要算是书契了。书契,就是把人们社会生活中提倡和反对的事情刻在木头上,“立为公信”,社会成员皆得遵守。(P13)

 

  按:上引苗书三处行文皆涉及公文载体于何物。考诸史实,验之出土文物,甲骨、钟鼎之后,乃刻写于竹木简上,亦称简牍。其后,更以帛、纸。复考之于有关书札之字多从竹:

  笏,从竹,勿声。古时朝会,自天子至卿、大夫、士皆执笏,书事其上以备忘,后世唯朝廷品官执之。《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符,从竹,付声。古时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执以为凭。上刻文字,剖分为二,各执其半,验而合之以征信。《孙子兵法·九地》:“夷关折符,无通其使。”

  策,从竹,朿声,简也。连编诸简谓之策。《仪礼·聘礼》:“若有故则卒聘。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又,策方。古之命官授爵,以策书为符信。《周礼·春官·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

  答,从竹,合声。对也,应对,回话。《仪礼·乡射礼》:“既发,则答君而俟。”《书·顾命》:“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

  節,从竹,即声。古之使节执以为信之物。《周礼·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

  劄,从刀,答声,而答从竹。劄子,宋代臣子随时奏陈用劄子,后为下行公文。

  篇,从竹,扁声。竹简。古之文字皆著于篇,后因称首尾完整之文字为一篇。

  笺,从竹,戔声。古之上太子、诸王之书称笺。《文选》有杨德祖《答临淄侯笺》。又,注释古书表明作者之意、或断以注者之意曰笺。汉·郑玄注《毛诗》称笺。

  简,从竹,间声。古之用于书写之竹片。《急就篇》三:“简札检署椠牍家。”注:“竹简以为书牒也。”又,信札,书牍。《南齐书·陆慧晓传》:“(顾宪之议曰)县简郑郡,郡简呈使。”

  簿,从竹,溥声。文状。《史记·李将军列传》:“大将军使长史急责(李)广之幕府对簿。”又,记事册籍。《史记·张释之传》:“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又,笏。《三国志·蜀·秦宓传》:“宓以簿击颊。”

  籍,从竹,声。簿书。关于贡赋、户口、人事等之档案。《史记·冯唐传》:“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

  籙,从竹,录声。古之帝王自称天赐符命之书。《文选·汉·张平子(衡)〈东京赋〉》:“高祖膺籙受图,顺天行诛。”又,簿籍。《三国志·吴·孙策传》:“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南朝宋·裴松之注:“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复费纸笔也。”又,道教秘文亦称籙。《隋书·经籍志四》:“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籙皆素书,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

  籤,从竹,韱声。于竹片上书刻符号为标识。凡标题皆曰籤。《新唐书·艺文志一》:“两都各聚书四部,……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籤,皆异色以别之。”又,题于简上之书札以陈事者亦曰籤。《陈书·世祖纪》:“每鸡人伺漏,传更籤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籤于阶石之上,令鎗然有声。”

  签,从竹,佥声。意同“籤”,不另。

  ,从竹,咸声。规谏告诫之文体。《左传·宣公十二年》:“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以上从竹得意之十五字皆有关书札,则古之书契多于竹上刻写可证。而从木、爿(篆书木字之左半)、片(篆书木字之右半)者仅有:本(奏折)、札(木简)、棨(通关津之符信)、椠(书札、书版)、檄(征召、晓喻、申讨之文书);版(笏、牍)、牋(笺字后起异体字)、牌(题榜、凭信之物)、牒(书札、谱谍、授官之簿籤)、牓(榜,告示)、牍(木简);状(向上陈情之书)等十字而已(去牋)。

  综上,从竹、从木、爿、片之诸字考证,以见苗书三处行文“书之于简竹”、“刻在木板上”、“刻在木头上”,皆当作:“刻于简牍上”,或“刻于竹木简上”;否则即失其半也。

  顺便指出:第1条引文中,将“铸之于金属,刻之于碑石”二事置于“镂之于甲骨”之前,尤其不确。目前虽有少数学者如骆宾基等人提出金文早于甲骨文之说,但仍未得学界公认,只可备一说而已,仍有待进一步考证、探讨,尚未定论。而于“碑石”更无早于殷商甲骨之发现,“石鼓文”也只是战国末期文字而已,以其字体圆熟、整炼、优美可证。故将“碑石”置于“甲骨”之前更见其行文颠倒失序。行文仍以甲骨居前,金文、石刻次之,为当。又,于甲骨不宜用“镂”字,仍是“刻”。

 

  五、“行状”是什么文体?

 

  苗书第九章《公文的华实之争》谈到宋朝末年公文衰败时举例云:

 

  明人杨慎记述了宋朝末年的这种公文衰败的情况。他说:“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机,岂能阅之终乎?”他指斥朱熹写的《张魏公浚行状》,计四万字,还嫌少,其实没有人能耐心读完的。(P32)

 

  按:笔者上文已言及“向上陈情之文体”的“状”,确系公文,无误。然而,于“状”前着一“行”字,则面目全非矣。所谓“行状”之“状”,乃是“状貌、情状”之意,而“行”乃“行年”,经历之意,则“行状”为礼官提供死者事略而议定谥号之文体,《昭明文选》卷六十立《行状》之目,且收南朝梁·任彦昇(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篇。即今人所谓“传略”。鲁迅先生于《阿Q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中用了戏谑之笔写道:“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这里的“行状”,已不甚得当。因当时:“行状”可以勒碑刻石,而能被立其“行状”者多为身份较高之人,撰写者多为名家或高官,所以还情有可原。而今人再以公文乃举此例则大谬矣。

  另,朱熹不仅是著名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训诂学大师,其于中国语言学史上之功绩亦可谓彪炳千秋。如今许多成语之源头即出自《朱子大全》。其行文一贯以明白晓畅、生动、活泼著称。如以四万言之《行状》为冗长,则今人评传、大传动辄在三五十万言,当作何解?所以,明人杨慎之指斥,苗枫林同志之引例,都须仔细斟酌了。

 

  六、行文不确二例:

 

  苗书第十一章、十三章分别有如下表述:

 

  1.南北朝时期梁代小朝廷萧绎,就是藐视公文的作用的一个典型人物。(P38)

  2.秦王十年,颁布了一项称为《逐客令》的文告。(P42)

 

  按:两处涉及历史人物、年代称谓皆不确。前项只称“萧绎”藐视公文作用,所谓“小朝廷”并不特指君王,自天子至王公大臣皆属“小朝廷”统治集团,则读者未必知道“萧绎”为何许人也。而原文在人名以下一百四十余字之后,才说到他“即皇位”事,殊为不当。应当以帝王庙号“梁元帝”直称之,读者才能理解到他所能起的作用和影响。因为他不是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不能人尽皆知,故必称帝王庙号乃确。

  后项句段只称“秦王十年”,读者亦难知这里究竟指的秦国哪一王?始皇以上自惠文王起,经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至始皇称帝前为秦王政,共六代君王,岂能不确称之!此必确称“秦王政十年”,乃当。故亦不得称秦始皇,因此时尚未称帝也。

 

  七、引书失标卷次、篇目,显得出处不确

 

  苗书第七章《中国公文的文体演变》有云:

 

  班固在《汉书》中指出:《尚书》为“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P24)

 

  按:行文引古书失注卷次、篇目,即为不确。读者如欲求得确解则无从覆按原文,因而显得行文失于科学性、准确性。这一点,不限于本书,几乎成为写作学科各书的通病。究其源,乃是辗转传抄,其弊也就难免讹误相承了。考此段引文源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于“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后之议。故,苗枫林同志于此处行文倘作“班固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论到公文之产生曾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云云,则确而当矣。  

 

  

  注:

  ①本文与舍弟田忠魁教授合撰,故以其笔名哈吉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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